[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7）09-0071-05 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文化哲学不论在理论体系建构上还是现实问题的研究中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时至今日，似乎仍要为其合法性作论证，仍要为其理论限域作界定，学界对于其“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主张仍有不同程度的怀疑和顾虑。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对意识哲学的思维范式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检讨，这种范式仍然在主导着人们的哲学思维。文化哲学仍需解决合法性论证、理论限域的界定和批判意识哲学这三重任务，而现代性研究恰恰是澄清以上问题的“试金石”。 首先，文化哲学的合法性和优先性在于对哲学之文化属性的自觉。“虽然文化一直作为人类社会的深层内涵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虽然我们断言哲学一直以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为自己的‘内核’，但是，在过去的绝大部分历史过程中文化一直为社会的经济、政治等更为直接的表层因素所遮蔽，不被理性的自觉目光所关注”①，与以往的各种哲学形态相比，文化哲学的突出特征是在对自身文化背景充分自觉的基础上，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进行的文化批判”。其次，文化批判的动机来自于对现时代文化困境和文化危机的理性反思，正是这种反思界定了文化哲学的理论限域。不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都面临着现代性文化的困境：在西方，现代性的文化精神遭受了“后现代主义”的抨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远未完成。虽然具体内容不同，但文化问题的急迫性在东西方却无二致。最后，文化哲学为现代性提供了唯一正确的历史解释范式。“要克服传统历史观按照历史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线性决定论或机械决定论的历史模式的误区，还历史本来的丰富多样的内涵，在方法论层面上应当摆脱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回到人类实践活动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确立起文化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② 意识哲学总是把历史放入先验的图式之中，把先验的原则强加于具体的现实，只有文化哲学才能把握住作为生活方式的、特定时代特征的文化模式。 以上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共同构成了文化哲学与现代性研究的关联体系：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与现代性文化的自觉是同一个过程，正是由于文化危机的出现才使文化哲学范式的诞生得以可能；反过来，文化哲学必然以解决现时代的文化困境为最终的理论主旨；而在对现代性的文化解释中，文化哲学的范式得以张显其合法性和优先性。正是基于对文化哲学和现代性研究之间内在关联的以上理解，本文尝试对意识哲学之历史解释范式的几种形式作一反思性批判。因为现代性研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历史的解释，因此历史解释范式的澄清就显得至关重要。 首先，需要对“意识哲学”这个概念加以说明。哈贝马斯把意识哲学作为交往理论的靶子。不论是他对现代哲学史的阐释还是他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方案，都与对意识哲学范式的批判密切相关。他针对的是知识论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近代认识论哲学把语言符号作为意识的表现工具，认知行为的主体是“意识”而非“符号”，而语言哲学不再从意识的功能而是从语法结构中解释知识论问题③。哈贝马斯把“意识哲学”限定于认识论问题，认为近代哲学在意识之中寻找知识起源的一整套方法、范式。本文中的“意识哲学”概念则更为宽泛，用来指代从近代认识论哲学中演变出来的几种历史解释形式，这些形式相互区别，甚至相互对立，但是在与文化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相左的意义上，这些相互对立的形态却具有共同性，因此统称为“意识哲学的历史解释范式”。由于自身根植于近代以来的哲学传统，意识哲学的历史解释跳不出“主体—理性—历史”的窠臼，它总是把“意识主体”放在历史的阿基米德点上。概言之，意识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是以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寻找对现代性的哲学理解，这种理解必然要落回到现代性之中，因此不可能取得批判性的视角。 一 以反思能力为核心概念的意识哲学范式 从笛卡尔到胡塞尔的现代认识论哲学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发掘，使得人类的“自我意识”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当把这种哲学范式用于历史解释时，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合理化的民主政治、现代法制社会等现代文化成果，往往被还原为主体的“自我意识”。似乎仅仅由于人类反思能力的增强，对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认识才得以丰富起来：对自然的认识使得自然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对社会的认识使得理性化的制度得以确立；对自身的认识赋予文化以深层的根基和底蕴。 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法国人孔多塞系统地表达了这种认识论哲学的历史观，在他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理性力量”自我实现的历史，历史进步的阶段就是理性发展的阶段。他将人类历史分为十个时代，启蒙运动的时代亦即第九个时代就是从笛卡尔开始的。“他（笛卡尔）敏感到哲学应该完全从只要对我们精神作用进行观察便会向我们显示出来的那些明显的基本真理之中得出。”④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提出了近代哲学总的原则：只有我的意识证明了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但是笛卡尔本人没有对“意识”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考察，而是回到上帝那里证明外在世界的客观性，在方法论上完善笛卡尔原则的是洛克。洛克先于康德提出了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并发明了一套确保认识不犯错误的方法。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把“观念”还原到简单印象（或者说“简单观念”）上，被感觉到的事物无非是简单印象的复合。既然我们的感觉经验是最可靠的，也是我们感知世界必经的桥梁，那么作为建构知识大厦之砖瓦的概念，必须植根于简单印象之中才能确保无误。概念与简单印象之间的关联是这样建立的：概念（也即“一般观念”）总是能够在我们的意识中唤起某种印象，因此即便我们用语言进行抽象的推论而不时时刻刻唤起与它们对应的印象，我们也可以确保论证的正确无误。虽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外在于人的，但它们只有在人的经验和意志之中才能显现，因此其全部真理必然包含在“意识”之中，在此意义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别并不重要，对于近代哲学来说本体论是个次要问题，首要的争论在于经验主义和先验主义对于“意识”的不同解释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