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代际变迁的基本规律和特点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来看

作 者:

作者简介:
廖小平,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湖南 长沙 410004;   张长明,湖南工学院社会科学部,湖南 衡阳 421001   廖小平(1962—),男,湖南邵阳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伦理学教学与研究。

原文出处:
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主要呈现以下基本规律和特点,即价值观的代际变迁方向与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相一致;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与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变迁在变迁性质和变迁阶段上总体上相同;在社会价值观变迁的过程中,青年价值观发挥着新价值观的肇始作用和对社会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经历了从价值观的代际分化,到代际碰撞,再到代际动态整合的过程和特点。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7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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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7)05-0010-06

      一、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变迁方向

      任何价值观的变迁,包括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与社会转型是密切相关的[1]。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明显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与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总的来说是一致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总体上实现了两个根本性变革,其一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和工作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其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两个转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乃至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改革开放全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区分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分水岭。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使社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和改观,这种转变首先表现在社会的结构、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整体转型,其总的趋势和特征是由传统的以上下隶属关系为主干的一元集权伦理型社会转变为以相互依赖的契约关系为主干的多元分权法理型社会。在改革的过程中,后者一步步地在否定着前者。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做法是针对旧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严重缺陷,实施放权搞活,改善人民生活,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随着市场调节观念的产生、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全面开放,原来单纯地下放生产经营权已不能满足改革的要求,对下放国家行政管理权力的呼声日渐强大,地方、部门、单位和系统的权力日益增大,各个领域的双轨运行成了一种必用的手段和措施。这种权力分放、利益转让和双轨运行的新格局,使各种社会资源(政治、经济等资源)重新分配,社会不公开始出现,社会分化开始凸显,社会动荡时有发生。社会重大转型和体制改革,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价值观念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最大特点就是新的价值观念在逐渐产生,而旧的价值观念力量强大,新旧价值观碰撞剧烈。社会价值观的剧烈碰撞在代际价值观上有着明显的表现。但不管怎样,整个80年代是激动人心的时代,是与过去决裂而又开启未来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需要思考,需要精神,需要人文关怀。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是这样做了,而这样做的主体就是青年,青年在思考,在寻找精神家园。上世纪80年代青年思考的主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个很哲学化的命题,因此,有人把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称为“哲学动物”[2]。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哲学动物”应该是在哲学作为一种天性、一种“本能”的意义上来说的。这种表述方式似乎更能体现这一称谓的意蕴。甚至可以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及其改革开放,自始至终被涂上了一层浓厚的哲学色彩,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人生价值观的思考、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呼唤、西文化的比较热潮、西方哲学思潮在中国的滥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抽空80年代的哲学底蕴,如果不用哲学去思考80年代的中国及其改革开放,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及其改革开放就无法理解和解读了。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开始实现从80年代以政策改革为导向的阶段转变为以体制改革为导向的阶段。这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明确提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为标志的。此时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处于攻坚阶段,另一方面,旧体制对新体制的顺应及其逐步退出,使两种体制并存的格局开始走向单一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开始实现全面整合和转型。这一全面整合是在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的。所有制的多元化,收入分配方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社会明显地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这种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必然使社会价值观也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但是,面对着个人无法逆转的社会发展和难以预知的社会剧变,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使自己的观念和行动积极适应这一发展和变化。这是一种顺时应势式的理性抉择,也是社会在深层次上得以整合的必要机制,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述、“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准的提出(判断“姓社”、“姓资”以及一切工作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解决,一下子使人们放下了思想包袱,思想又一次得到了大解放。上世纪80年代的人们总是在讨论哲学问题,并在价值取向上力图使社会现实符合某一种思想、观念,而上世纪90年代人们常常谈论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如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或者是“应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某某思想观念”等等。因此,上世纪80年代的“哲学动物”开始被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往往变成了经济动物)所取代。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非常理性和务实的时代,人们不再去思索“人为什么活着”的带有目的性意味的形而上的问题,而是要很现实地获得“人怎样活得更好”的带有手段性意味的形而下的答案。这是20世纪90年代青年的价值思维转向,即从原来追求理念到强调操作性,从坐而论道到强调行动的转向。

      二、与社会整体价值观变迁同质同步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与中国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变迁既在性质上相同,又在过程上同步。其总图景是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变化,从神圣/理想价值观向神圣/理想价值观与世俗/现实价值观共存的变化,从精神至上的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与上述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变迁是一致的。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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