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避崇高”与人的无根生存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言亮,卢风,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唐都学刊

内容提要:

本文关注的主要是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躲避崇高”这一现象,首先描述了“躲避崇高”现象在当代人生活中的表现,其次笔者尝试着从现代性价值的确立这个角度来对躲避崇高这一现象进行阐释。指出:现代性价值对人们生活的裹挟与人们生活中的“躲避崇高”现象密切相关。最后论述了“躲避崇高”的后果,“躲避崇高”造成了现代人生存的无根性,生活的厚重感被剥除,使生命处于“不能承受之轻”之中。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7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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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8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300(2007)04-0017-05

      一、问题的由来:何谓“躲避崇高”

      王蒙曾在1991年《读书》第一期上发表了《躲避崇高》一文,这篇文章反思了传统知识分子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并评价了王朔所写的小说。在他看来,以前的知识分子总是把自己定位为“社会精英”的角色,很多人总是带着“崇高”的面具说话,而王朔无疑是给知识分子的存在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位,在王朔看来,我们没有必要装出一副“崇高”的样子,完全可以以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俗人的身份去“玩文学”。王蒙肯定王朔的小说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文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重新定位的大讨论。以至于当时有人把对王朔的态度作为文艺界的路标来理解。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反响,跟当时知识分子的处境密切相关:经过文革的浩劫之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知识分子该如何定位,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必须回答的问题。

      王朔也曾坦言过他的创作动机:我的作品的主题用英达的一句话概括比较准确。英达说:王朔要表现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王朔说,因为我没念过什么大书,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把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1](P65)

      在我们看来,王蒙所要消解的是“虚伪”的崇高。他说:“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摆出了多么神圣的样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至生命——开了玩笑……”[2](P14)而王朔做的则是要拒斥一切形式的崇高。想把崇高从生活中抛出去。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彼得拉克的名言:“我是凡人,我只追求凡人的幸福”被他置换成:“我是俗人,我只追求俗人的快乐”。在20世纪90年代,“躲避崇高”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即使在今天,其影响仍然不可低估。在某种程度上,“躲避崇高”一词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特征。

      在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都会发现“躲避崇高”的身影。在文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俗小说和闲适小说一直独领风骚。高贵、崇高与理想这些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闪烁着耀眼光芒的词汇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往往是以否定的面目出现的,《废都》的出现是这一现象的一个缩影。庄之蝶是贾平凹在该书中塑造的主角,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塑造的一个人物。《废都》中的庄之蝶是个名重一时,在西京无人不知的著名作家,在后来的生活里,文化人渴望的一切他几乎都具有了:作为作家他有名声,作为人大代表他有地位,作为图书字画幕后经营者他不贫穷,作为普通人他有朋友,作为男人他有妻子和情人,作为知识分子他有“清净无为”的平和心静。[3](P147)然而,《废都》中的庄之蝶总是无法摆脱绝望感和幻灭感,他抛弃了20世纪80年代,或者说中国历史上一贯以来给知识分子背负的使命感,① 为了自我救赎,他不得不沉溺于物欲和情欲之中,用荒诞回应荒诞,从堕落走向堕落。

      在哲学领域,那些在哲学的名义下工作的人,要么在述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要么就是把头深埋于知识考古之中,被称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好像已经与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了,不知道是哲学遗弃了生活,还是生活放弃了哲学。即使有几个先觉的勇士,有感于时代的弊病,跑出来呐喊几句,不但没有听众,反而会招来一顿痛骂。所谓的哲学工作者们,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为了哲学本身的目的,而是为了哲学之外的身份、地位、名声、金钱而努力。哲学家们可以每年出一本甚至几本学术专著,但是真正称得上思想的有多少呢?过去,知识分子是作为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出现的,而今还有多少知识分子在守护着良知?

      “躲避崇高”的出现跟现代性价值对我们生活的深刻影响密切相关,本文将通过对现代性价值的反思来分析“躲避崇高”这一现象。以下我们将从现代性价值确立的几个历史片段来展示“躲避崇高”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性价值得以确立的过程就是“躲避崇高”的过程。

      二、现代性价值的确立:何以“躲避崇高”

      现代人类意识结构所发生的根本性改变折射着人类社会的“现代性”特征。如果说人类传统的意识结构是一种完整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指导下的人生观结构的话,那么现代人类的意识结构不仅恰好与之相反,而且呈现出不稳定或紊乱的结构特征。在传统的哲学观念里,一个人只有首先正确认识了自身存在于其间的整体世界和各种关系,才有可能正确认识自身。确定这一认知秩序的哲学前提是: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不过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因而具有着与整个世界和社会相通的本性。[4](P21、22)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人的存在是建立在一个目的论的“宇宙秩序”或“伟大的存在之链”的假设之上的,传统的人是处于“伟大的存在之链”上的一个环节。人生的意义由“存在”的意义提供担保。然而,现代性价值话语生成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把人从“存在之链”上解放出来的过程。现代人不再愿做“超越于他们之上的、假象的神圣秩序的牺牲品”,不再把自己锁在一个既定的位置上。在这一过程中,有目的的宇宙(希腊时代)隐而不现了,天(传统中国)崩塌了,上帝(基督教)死了。我们存在的依据从对一种整体结构的信仰中抽身,这样的后果是,我们只能把存在的依据建立在我们自己有限的个人理性之上,而这个地基并不像现代性的思想家们想象的那么坚固。

      现代性的价值话语,主要包括如下的部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普遍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现代性从形成到主导世界不过是最近五百年的事情。在这一历程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只选取其中的几个片断,看一看人是怎样被一步一步地从“伟大的存在之链”上解放出来的,以及“崇高”是怎样被现代性叙事消解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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