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594（2007）04-0046-04 政治哲学历史悠久，但其在中国学术界还是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任重而道远。政治哲学在知识的景观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政治哲学处于一个暧昧的地位上，它一方面要回溯到一种对它的各种前提所作的本体论说明和对它的种种概念的阐释上；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增加方法与问题的多样性而回溯到与所有想要研究人类行动的不同学科的相遇上。”[1] 101政治哲学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律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并且直接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了政治哲学研究的独特理论境域。目前，学术界对政治哲学的内涵及学科定位问题，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的认为它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的认为它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的认为它是一个哲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有的认为它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的认为它是一种文化哲学，有的人认为不存在独立的政治哲学学科。笔者认为，这是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有争议的、在短期内谁也说服不了谁的问题，但在政治哲学的主题研讨下，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观点可以确定的。 一、政治哲学论域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分析 中西古代政治哲学都以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为主要特点，占统治地位的是社会整体主义思想。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思想主要围绕着王霸之道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尤以《论语》、《中庸》、《孟子》为典范。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从个人“修身”出发，经“齐家”，终达于“治国”这一伦理目的王国。这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人的“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2] 125；中国哲学从抽象发展到非哲学性（黑格尔的偏见）的具体，就是“道德、治国之术”[2] 132。这种社会整体主义思想，经西汉董仲舒的“存理灭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专制大一统思想而至顶点，一直持续到清代。 古希腊罗马时期政治哲学思想主要围绕着城邦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问题而展开，尤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典范。作为社会整体主义者的柏拉图，他创作《理想国》这部古代西方正义论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3] 133。现代理性批判主义哲学家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政治哲学，首要的准则是国家利益，只要是推进国家利益的都是善良与公正的，“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道德不过是政治的保健术。”[4] 209柏拉图正义理论的鲜明特征是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与价值观上的国家主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重点探讨城邦的政体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说法，《政治学》的论纲是“理解何种政体是最好的，每种政体在各种政体的优劣排序中的位置，以及它有着何种法律与风俗”[5] 318。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反对形而上学的、神学的政治国家理论，却构建起了另一种宏大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理性千年王国”理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们或从社会原子论出发，从个人出发来论证个人与国家的统一性，如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洛克、卢梭；或从社会整体论出发，从国家整体出发来论证个人与国家的统一性，如孟德斯鸠与黑格尔。正像马克思所总结的那样：“霍布斯、斯宾诺莎、许霍·格老秀斯，直至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则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现代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观念来构想国家的。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6] 227-228 而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日益转向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理论与具体的社会政治生活实践的密切结合，转向对社会政治生活微观领域的分析。罗尔斯的《正义论》是这种转向的开端之作，而在福柯、德勒兹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中，也开始了对微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权力结构的自觉关注。罗尔斯认为，正义论可分为两部分，即理想部分与非理想部分。理想部分是确立那些在有利的环境下，即在“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中确立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正义原则；非理想部分则面对社会现实的非正义问题；理想的正义要为怎样对待现实的不正义提供指导。这实际上体现着高度的虚拟性、形而上学性与强烈的现实性、具体性的结合。福柯对军队、监狱、医院、学校等边缘化领域的微观权力的分析，德勒兹对欲望政治的分析，都属于典型的微观政治哲学探讨的领域与研究方式。凯尔纳和贝斯特断言，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许多左派的新社会运动开始“拥抱微观政治哲学，把它视为真正的政治斗争领域”。“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语言、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7] 30，150引起这一转变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的巨大变迁，时代主题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现实社会中个人的更多关注的结果。 宏大叙事的政治哲学理论往往是与宏观政治权力紧密相连，并直接为后者作论证。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把它描绘成“国家机器”、“哲学帝国主义”。他们对此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我们不喜欢抽象，不喜欢一、整体、理智、主体。”[8] 100因为，“这种思想已经与它从国家机器借来的模式相一致，因此，其目标和道路，导体，渠道，机构等整个研究方法都是由国家机器界定的。”[9] 306宏大叙事的政治哲学理论具有一种把哲学政治化的倾向。所谓哲学的政治化，是一种把哲学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使哲学附属于政治，完全把哲学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的倾向。我国十年“文革”期间的“斗争哲学”便是哲学政治化的极端产物。历史已经证明，哲学的政治化如同欧洲中世纪哲学的宗教化一样，是政治哲学发展的死胡同。“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一旦屈从于权威，就失去了它的本色；它就会蜕变为意识形态，亦即为某一特定的或将要出现的社会秩序所作的辩护词；或者，它就会变为神学或法学。”[10] 93哲学的政治化会使政治走火入魔，革命不断；也会使哲学走火入魔，不断批判。现代政治哲学应在哲学与政治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不应是哲学的政治化，它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学术性与政治性相统一的规范性理论，既有为现实政治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辩护、论证的功能，也有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理想政治构建的功能。因此，构建政治哲学的目的，是使哲学真正成为政治的“头脑”。可以说，政治哲学关涉人类生活中政治层面的根本问题，即最深层、最底层的问题，它的最终指归是人的自由、解放与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