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波林是与列宁同时代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是普列汉诺夫的忠实学生，在20世纪初俄国的复杂政治斗争中，德波林错误地站在了孟什维克的立场上。但是，在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场“物理学危机”中，他与普列汉诺夫、列宁共同批判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滋生起来的马赫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写下了许多保卫唯物主义的论战性的文章。虽然，列宁去世后的30年代，德波林也一度遭受了斯大林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但他仍然完成了大量论文和学术论著，成为苏联学术界早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者①。他的大部分论文收录于他1961年出版的文集《哲学与政治》一书中②。笔者认为，对德波林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是俄国和前苏联哲学史极为重要的一环。可是，长期以来，关于德波林的研究却被我们严重忽略了。在这里，我们只是重点关注一下德波林在1924年写下的多篇论文遭遇的文本删除事件。 1924年，是德波林在学术上异常活跃的一年。我们也知道，这一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一是列宁去世，二是由梁赞诺夫编辑整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第一次以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上。 我们看到，也是在这一年，德波林在《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的第1期和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德波林的思想仍然同质于十年前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立场。可是，不久他在同一个杂志上公开发表了另一篇名为《列宁与现时代》的文章。我注意到，《列宁与现时代》一文的第二小节名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③。也是在这里，我发现德波林已经意识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世界观的特点“它主要是面向历史的”④。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这种观点的提出，其最大的可能性是作为党的重要理论家，德波林已经看到了梁赞诺夫整理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手稿，所以，他敏锐地体悟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真正的革命性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新的认识，与长期以来第二国际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其传统的诠释有着极大的异质性。我认为，对于德波林的哲学思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断裂。显而易见，德波林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由于特殊的意识形态强制，后来他又坚决地重新遮蔽了这一发现。1961年《哲学与政治》一书中的文本删除，就是这种意识形态质询的直接结果。 在1961年德波林公开出版的重要学术文集《哲学与政治》一书中，《思想家列宁》一书中的三篇文献只收入了第一、第三篇，这两篇文献也经过一定的删改，而第二篇《列宁与现时代》则被全部删除⑤。我认为，这看起来只是一个文本事件，实质上这是试图擦掉一段重要的曾经在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思想的历史存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擦除，有意遮蔽了在苏联学术界已经在场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科学世界观的真正本质，这必然导致后来整个前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整体认识水平下降和低水准重复，也为斯大林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的意识形态布展提供了必需的可能性思想条件。在此，我们重新构境这一奇异的意识形态文本事件，恢复一段真实存在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文本实在，由此真正历史地、全面地确认列宁“伯尔尼笔记”的学术思想史地位。 一、意识形态文饰式的删改和文本伪像制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收入《哲学与政治》一书的两篇文献被删改的情况。《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其中有两处被删改；一处是文中的一个边注，内容涉及对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评价。这个注释原来是说明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对费尔巴哈的评价问题，原文中说到了以下两个要点：第一点是明了列宁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这一事实： 列宁在哲学方面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不过列宁求教于普列汉诺夫这件事，并不妨碍列宁独立处理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在某些重大之点上纠正了普列汉诺夫的看法。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两位思想家是互相补充的。⑥ 这句基本上是事实的话被全部删除了。因为，在意识形态话语构境中，布尔什维克的列宁怎么能是孟什维克者的学生呢？真理如何与谬误“互相补充”呢？在斯大林1931年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中，“抬高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贬低列宁的思想史地位正是其主要罪状之一。斯大林在与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揭露他的哲学观点，他历来对列宁采取傲慢的态度”。特别是普列汉诺夫对待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态度⑦。显然，为了意识形态的同一性，维护列宁的至上形象是重要的，所以，人们不能提及他曾经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这一发生过的事情。不尊重历史，或者随意篡改历史，这是斯大林教条主义式的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文饰方式。还要顺带说明一点，德波林文中所说的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看法的“纠正”一事，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德波林提到的这一思想事件是：普列汉诺夫在190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批评费尔巴哈并不了解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的活动”；而列宁在1909年出版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则认为，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在认识论上关注实践，并将“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而后来普列汉诺夫于1915年发表的《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一文中，则赞同了列宁的观点。我还注意到，在这篇文章中德波林干脆说：“列宁与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一样，首先强调指出必须以人类实践的总和作为认识论的基础”⑧。其实，在对费尔巴哈关于实践问题的看法上，普列汉诺夫原先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认的那样，因为，哲学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所说的实践，只是人们抽象的自然存在和情感关系，他并不了解作为革命的批判的社会历史实践的意义。德波林的这一说法显然是为了讨好那个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大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