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6-0058-07 “消费社会”，与其说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生产社会”的崭新现实，不如说是由作为权力话语的“消费社会”这一范畴所建构出来的一种现实文本。当代西方哲学界及社会学界的很多理论家尽管一直在寻找超越消费社会的可能性路径，但对“消费社会”这一范畴本身的研究却相当滞后。这一范畴往往被不假分析地当作一种客观现实来看待。正是由于这种理论分析上的滞后，“消费社会”这一权力话语通过控制日常公众的思维方式，完成了其自身权力的积累过程，从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似客观性”的社会现实。因此，当鲍德里亚等人指责消费者成了资本的共谋，其自身参与了资本对他的殖民，“不同于封建制度，我们的体系操弄了一个共谋关系：现代消费者自发地吸收及负担了这个无止尽的强制性要求”① 时，他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消费者的确参与了资本的共谋，但这是由于来自社会学界和哲学界的批判理论家们首先不自觉地参与了资本的共谋而导致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当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家通过“买方市场”等概念来建构“消费社会”这一权力话语及现实文本时，持批判态度的哲学家及社会学家在理论前提上却与主流经济学家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通过“消费者”(相对应于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人”)这一中介，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出发，把“消费社会”当作一个当然的前提，而不是当作一个需要证明其“合法性”的理论对象。结果，当这些批判理论家在完成了对上述“似客观性”的社会现实的经验描述之后，再想展开一种批判性或超越性的理论维度时，就只能依赖于乌托邦的解放(如列斐伏尔)、无政府主义的“暴死”(如鲍德里亚)或无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如居伊·德波)了。 因此，我不同意鲍德里亚、奥菲等人把消费社会当作一个异质于生产社会的崭新社会形态的观点。鲍氏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说，“至少在西方，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② 了。如果这仅仅是对某种经验现象的一种描述，那还说得过去，但如果这代表了鲍氏在社会分析的理论思路上已完全放弃了生产的维度，那就有问题了。试问：这种消费社会难道是从天而降的吗？难道它不是由某种生产实践的转型而导致的吗？克劳斯·奥菲在《消费政策中的替代性战略》一文中也有相似的观点：“在所谓的原始社会，以及在划分地产的封建社会，‘消费者’概念是毫无意义的。在那里，‘消费者’概念没有其明确的社会现实基础。因为，与消费相关的行为还没有从其他行为(如工作、政治活动和家庭生活)中分离出来。只有在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中，随着行动体系的分化，才有可能相对清楚地划分出‘作为’消费者的个体、工人、选民和户主等。”③ 如果奥菲只是一个从经验实证的角度来研究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问题的理论家，那他作出上述分析倒也不奇怪，因为经验性的分析方法本来就是只见现象不见本质的。可奥菲的理论目的，是要扬弃现有的资本主义消费样态。站在这一理论视角上看，奥菲的思路就有问题了：他根本没有关注，“行动体系的分化”是建立在何种社会历史基础之上的？作为消费者的工人，能否独立于作为生产者的工人而获得自身的存在？ 当然，当我向鲍德里亚、奥菲提出上述质问时，我实际上是站在历史发生学的方法论立场上的。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两人是不会同意我的方法论立场的，因为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历史发生学的方法在西方理论界就已经开始式微了。这部分地源自两次世界大战对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历史进步观的打击——因为人们本来是相信历史是一种有意义的过程、人们通过历史研究是能够发现价值的。另外，这也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在欧美国家的福特制资本主义模式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冲击，因为这一模式在经验层面上使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而使人们更愿意在非连续性的基础上解读历史。再者，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化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资本不仅增强了自我增殖的能力，而且还拥有了自我包装的能力，资本的“帝国”初步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说，不仅再也无法想象历史是一种有意义的过程，而且正像英国学者特瑞尔·卡弗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该从何处开始以及怎样开始我们的生活”④ 都成了问题。于是，历史过程就很自然地被指认为“是由人们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织成的一张毫无意义的网，纯粹由偶然造成——就像是一个白痴讲述的故事”⑤，历史的意义并非体现在它将要发展成什么，将要实现什么目标，而在于它是人类活动的组合这一客观事实本身。既然如此，历史发生学的方法、从科学逻辑的维度对人类历史的解读等学术路径便淡出了西方学术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空间地理学以及日常生活的文化批判角度所展开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立足于上述理论背景，鲍德里亚、奥菲等人的观点也就毫不奇怪了。 但问题是，当他们抛弃历史发生学方法的时候，他们对这一方法论的理解却是片面的，或者说，只是从历史唯心论或经验唯物论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发生学的方法论。如果像黑格尔等德国唯心主义者那样，只是把历史指认为绝对精神通过自我对象化和自我异化的不断自我实现过程，那么，一旦碰到历史发展中的挫折甚至倒退的现象，就必然会因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而导致对整个历史发展观或历史发生学方法论的放弃。如果只是像历史经验主义者那样，把历史过程解读为经验现象层面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或消费结构的发展过程，那么，一旦碰到像福特制资本主义、资本的全球化运作等新的经济现象，就必然会因为从这种新的社会现象中看不到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可能性，而最终放弃历史发生学的解读方法。殊不知，在历史发生学的理论谱系中，除了上述这些解读模式外，还有一种更为科学、更为深刻的解读模式，即马克思的解读模式。马克思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发展过程的，也就是说，他是从生产领域中的本质矛盾的维度，来理解历史的发生过程的。马克思相信，历史是人类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但他并没有停留在黑格尔式的神秘逻辑的基础上来理解这种过程，而是致力于从生产过程内部，来挖掘这种过程的客观逻辑。因此，当这种方法论遭遇“二战”等历史挫折时，就不会因为历史表象层面的某种中断而从根本上放弃历史进步或发展的观念，而是会更为深入地辨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是否已经被改变或消除，以此来判断人类历史是否依然会在矛盾运动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这种方法论在碰到像福特制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帝国”等新的历史现象时，也不会因为在社会表象层面所呈现的资本的一统天下，而从根本上否认历史的发生性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发生学方法在当代西方理论界的式微，在本质上是与它并没有被完全地、准确地认知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历史发生学方法的学术意义并没有被真正地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