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1 D0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安德烈·高兹以及戴维·佩珀等人，他们指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通过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实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科学地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及其生态政治哲学，对于我们正确地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不同的视角指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及其反生态性质，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他们主要是立足于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生产方式和政治统治合法性三个视角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生态批判，其中奥康纳、福斯特和本·阿格尔三人的观点较具代表性。 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Natural Causes)一书中指认资本主义具有双重矛盾。在他那里，第一重矛盾是指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会造成建立在需求不足基础上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第二重矛盾是指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其原因在于，第一，由于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必然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但是自然界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其运行的周期和节奏也不可能跟上资本自我扩张的速度，这就意味着追求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会受到生态制约，体现为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第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无限扩张的特点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局：如果经济不断增长，那么对原料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原料在商品的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越大，资本就会加大对开采自然资源的投资，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和积累的增加，利润率的下降。反之，如果资本通过更有效地使用原材料进行生产，导致原材料价格下降，从而使成本下降和平均利润率上升。但由于原材料价格相对低廉，又会带来对资源需求的加大和积累的增加，并导致资源的快速消耗。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必然结局是对自然资源越来越高的消耗以及对自然界越来越严重的污染。生态危机反过来又会由于增加资本的成本进一步加重经济危机。因此，奥康纳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质，资本主义生态体系在生态上具有不可持续性。 福斯特分别在《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中译本译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两部著作中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世界观，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建立了一种生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还体现在马克思提出了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它突出地体现在马克思所提出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等方面。所谓“物质变换裂缝”就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以追求利润为基础的掠夺式生产方式，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的中断，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一书中，福斯特更加明确地肯定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质。福斯特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一，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来看，福斯特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并不是建立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特别是穷人的需要的基础上的，而是把追求经济无限增长和利润看做是生产的目的，这不仅会导致穷人不得不以破坏自然的方式求生存，而且因为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是无限的，这就意味着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与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同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为了追求利润，追求资本的短期回报，必然会忽视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条件进行长远和总体的规划。而这些环境条件不仅对人类社会具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会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但这些“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资本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并证明好于其他投资机会。……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环境的致命因素”。① 第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上看，它由作为其基础的处于社会顶端的极少数人和绝大部分为维持生计而工作的工薪阶层所构成。为了服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企业由于竞争必然会投入大量的财富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和进行技术革新。福斯特强调，这种生产方式和地球生态环境是相互矛盾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于依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它总是倾向于通过投入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并用机械代替人力的投入，通过加快生产流程以获取利润。而能源投入的增加以及机械代替人力，意味着自然资源被快速地消耗以及倾倒更多的对环境有害的废料。因此，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会超越生态所能承受的限度，从而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第三，福斯特批判了16世纪以来支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福斯特批评近代以来盛行的机械世界观不仅导致了人们机械地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把自由看做是运用技术支配自然的结果，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支配下的人类行为必然与生态规律相互矛盾。 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Western Marxism:An Introduction)一书中则通过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维系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变化，来揭示生态危机的必然性。阿格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突出变化就在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广泛干预，由此便出现了所谓干涉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当代资产阶级于是便通过向人们许诺提供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商品，并控制和引导人们的消费需求，使人们沉溺于商品消费之中，从而维系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进而产生生态问题。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不受到生态命令的限制，即不可能不受到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不断增加的人口因素的限制，从而既使生态危机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同时也使人们对这种把消费等同于生活和幸福的异化生活方式进行反思，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前提。 注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的揭示和批判，是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区分开来的根本标志。西方其他绿色思潮也关注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但一般它们主要拘泥于把生态危机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因此它们的理论并不关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社会结构改变的问题，强调只要承认“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就可以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通过建构马克思的生态哲学世界观，提出了系统的生态政治哲学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本·阿格尔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恰恰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它并没有忽视阶级结构。”② 因此，只有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才能真正理解其理论特质。 技术批判和消费批判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核心论题，其突出特点就是把技术批判、消费批判同制度批判紧密结合起来，进而直接导致其社会变革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技术本身，他们所反对的是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支配下的非理性运用；他们的消费批判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影响，其着眼点在于通过批判支配人们心灵世界的异化消费，树立正确的需求观、消费观和幸福观，从而培育对异化制度的反抗意识和自主意识。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和消费批判是服从于制度批判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主要可分为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以及对技术非理性运用的批判。对技术理性的批判集中体现在莱易斯的《自然的控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一书中。在该书中，莱易斯追溯了技术理性的起源、功能和社会后果。在他看来，技术理性源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即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③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进一步使运用科学和技术控制自然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观念。莱易斯指出，如果说启蒙运动的鼻祖培根还意识到技术运用既具有进步作用，也可能蕴涵着非理性的后果的话，那么，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社会进步被等同于技术进步，技术理性得以盛行。对于技术理性的功能和社会后果，莱易斯强调通过技术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人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运用是建立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上的，技术理性既被用来控制自然资源的占有，同时也被用来控制人的消费需求。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也决定了技术运用必然会走向非理性，进而导致对自然的非理性的开发和利用，最终造成生态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