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但是影响变革进程的阻力依然存在，这些阻力有来自观念的、思维方式的、体制的等等，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如何使人真正成其为人？这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也是一个重大的人学研究课题，更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值得我们认真面对和思考。 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学研究领域中的代表性人物，韩庆祥教授和其他学者一起开创了人学研究的新领域，首创“能力本位论”，“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公正为基、三维制衡理论”等，为解决如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如何培育公民社会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积极贡献。他的《当代人类发展的深层问题与人学回应》、《能力本位论与当代中国发展》、《发展与代价》、《市场经济与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能力本位》、《人学：人的问题的当代阐释》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反响与实践意义的原创性成果，为我国人学理论做了大量建设性工作，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受到决策层的关注。他提出的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在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中得到充分印证，因此成为我国学术界“实践解读派”的一个主要代表。 韩庆祥教授简介：韩庆祥，1989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0年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现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兼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相关学术研究机构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和能力问题，近年集中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先后出版7部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报刊上发表19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17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发表成果转载率达76％。主要代表作有《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能力本位》、《发展与代价》和《思想是时代的声音：从哲学到人学》。 访谈地点：中央党校10号楼201室 访谈时间：2006年12月25日下午 (以下简称采访者为刘，被采访者为韩) 刘：韩老师，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访谈。2006年11月在武汉大学全国人学理论研讨会上听到您对能力本位与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的阐述，感觉很有震撼力，所以产生了对您做访谈的想法。请先谈谈您是从什么背景或起点出发进行一系列理论建构的，好吗？ 韩：好的。当年在吉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和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读了不少文本。当时我认为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学者搞清楚，那就是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与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基本价值，这是我在吉大和北大学习期间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通过研究我得出结论：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如果归纳目前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路径，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实践论解读，即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强调的是实践唯物主义。第二种叫做解放论的解读，认为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关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第三种叫做生存论，认为马克思哲学主要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景况与发展命运。而我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主要是一种实践生成论，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主要体现在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并且以哲学的方式批判旧世界，以实践的方式改变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显然，这在实质上是强调人是在自己的实践活动、历史活动、超越活动和自我创造过程中，确证其本质而且解放自己和实现自己的，这在本质上强调的是一种超越、建构与生成活动。所以我认为马克思哲学所表达的一种核心精神就是实践生成。这是我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解读，应该算是第四种路径吧。 刘：我最初了解您，是通过拜读您199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微》等人学方面的著作。在上世纪90年代，您在人学研究领域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那么，您的人学转向是否来自于对马克思哲学的这种解读呢？ 韩：对。由于我把马克思哲学解读为实践生成论，就自然而然地关心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这从根本上涉及到对人的理解，也自然而然地把人的问题突出出来了。这是我走向人学研究的必然逻辑。促使我走向人学研究的另一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1978年以前的一段时期，我们往往谈人色变，一讲人性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一讲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一讲个人就是个人主义，一讲利益就是利己主义。许多人一谈到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总是羞羞答答，甚至把人的问题看作资产阶级的专利。1978年以后我们开始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实事求是”前面加了“解放思想”，这四个字意味深长，是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提出的。在1978年以前一段时期，我们的头、脚、手往往被捆得死死的，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干，带着锁链怎么搞改革？不打破思想禁锢，就迈不开改革开放的坚实步伐，所以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说到底是解放人。在解放人、开发人的过程中，我们一步步走向以人为本。从过去谈人色变到解放人，不就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吗？还有第三个逻辑，就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工业化时代充分展示了人的力量，是展示人的主体性的时代。人的主体性的空前张扬也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正面的，生产力发展了，物质财富丰富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另一种后果就是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环境污染了，人被物化了，贫富差距出现了等。对这种正负效应进行哲学思考，便把人的问题突出出来。它要求我们研究人性，研究价值取向，研究主体性的限度，研究在工业化社会如何把人的代价限制在最小。对人的主体性的反思必然走向人学研究。正是由于上述三种逻辑，即理论研究的逻辑、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和时代发展的逻辑，促使我开始由研究马克思哲学走向研究人学。此外，促使我走向研究人学道路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国哲学界的老前辈把我引上了人学研究之路。我在吉林大学攻读硕士期间，高清海教授和邹化政教授就开始讲人学了，邹化政教授给我们讲的《资本论》中的人学，对我后来的人学研究有很大启发。后来我到北京大学师从黄楠森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进一步坚定了从事人学研究的决心。黄楠森教授认为，人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因而他力倡我把人学作为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