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学:哲学抑或科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鲁克俭,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北京 100032   鲁克俭(1967-),男,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原文出处: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路径,体现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学术化方向发展的一种趋势。在学科定位上,中国马克思学应当是一门实验科学,具有可证伪性。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应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国际马克思文献学的研究成果。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7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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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07)03-0040-04

      一、中国马克思学是否可能

      中国马克思学是否可能?这是一个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同的学者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对此作出论证,如曾枝盛教授在《重建马克思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导言》一文中通过梳理国外马克思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引出在中国“重建马克思学”的结论①,笔者在《中国马克思学是否可能?何以可能?——评王东教授〈马克思学新奠基〉》一文中通过对“文革”后三次“口号”的历史考察得出了中国马克思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深化必然结果的结论。这里,笔者再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的分析来进一步论述这一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主导领域。这种研究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作出哲学阐释和论证,因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解读,这属于学术层面。第一个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建设相关,这里就不再赘述。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研究有两种“进路(approach)”:第一种是“我注六经”式的,第二种是“六经注我”式的。总体来看,中国学者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是“六经注我”式的:一种“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另一种“我”是解读者本人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第一种“六经注我”越来越不满意,于是国外学者所提出的“回到马克思”口号在国内也引起了强烈共鸣,从而向“我注六经”式解读的回归就成为学术层面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大趋势。

      第二种“六经注我”其实也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这种“六经注我”式解读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学界也越来越有市场,并逐步取代第一种“六经注我”成为许多有“思想”的中青年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路。这种“六经注我”式解读的问题并非解读者无法避免的“合法先见”或“解释学循环”问题,而是解读者“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思想”说成是马克思本人的,也就是说有意识地混淆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的界线。在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文本的这种解读“策略”产生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国“新马克思主义”也将是这种解读“策略”在中国的必然产物。

      问题是: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必要像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产生这种“新马克思主义”吗?如果说在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解读“策略”实属无奈之举,那么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仍然采取这种解读“策略”则是学者自己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异化的体现。费尔巴哈把上帝看做是人的异化:人把本来体现在人“类”身上的“完人”形象投射到上帝身上。类似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异化体现在学者把“我的哲学”投射到马克思身上。费尔巴哈克服人的异化的办法是重新返回到“类”,而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异化的途径就是学者直接建构“我的哲学”。

      于是,学术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会从“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者自己的思想”的浑然不分朝向两极运动:一极是学者构建“我的哲学”,另一极是把马克思作为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人类思想史上的大家一样来研究。前者是中国原创性的哲学研究,后者就是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实际上,两极相通。真正原创的哲学家完全有可能从马克思学专家中产生,而哲学家也完全可以成为马克思学专家,这正像费尔巴哈既可以是哲学史专家,也可以是哲学家一样。果真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局面就会从纺锤形变为哑铃形。而这样一来,第二种“六经注我”式解读研究即使不会完全消失,也不会再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化方向。

      二、中国马克思学是实证科学而非形而上学

      从康德到维特根斯坦再到波普,科学与哲学的划界一直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一条主线,而康德哲学也因对科学与哲学的划界(以及高扬人的主体性)而成为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分水岭。康德关于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有句名言:“思维没有内容是空的,直观没有概念是盲的。”思维没有内容是空的,因此经验内容就成为科学的基础,也成为波普所谓“可证伪性”划界标准的前提。中国马克思学是实证科学,因为它是建立在实证材料基础之上的,具有可证伪性。

      运用现代解释学对马克思文本进行解读,既可以是形而上学,也可以是实证科学。在后现代主义者眼里,作者已经死了,只有读者才是自由的,于是解读就不再具有可通约性,文本解读反而成为形而上学;于是解读结论也许有高下之分,但不再能分出对错,解读本身也不再具有可证伪性。但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进路:以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新成果以及MEGA2新发表② 的马克思文本为基础。正是有了这一基础,马克思学研究就有了“经验内容”,马克思学研究就具有了可证伪性,于是中国马克思学也就可能成为实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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