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后的“新全球化时代”，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性”的实践与反思的时代。作为对现代社会的各种“公共性危机”、文化与价值的“公共性丧失”的总体性关怀，“公共”、“公共性”、“公共领域”、“公共理性”、“公共文化”、“公共价值”、“公共精神”等话语的凸显，集中表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文学术思想的深刻特征。 现代公共哲学作为一种代表着未来哲学演进的可能方向，理性地表达人类生存智慧的新哲学形态，是立足于“全球公民社会”背景下的生存情境，以“世界公民”为对象，以全球意识和“普遍性思维”为工具，批判性地反思以整体性的“共在”、“共生”、“共享”等为特征的经验事实，致力于对人类公共生活合理性和公共生活智慧的不懈追求，① 力图揭示其深蕴着的价值内涵，实现新时代人类合理性生存意义的文化自觉意识。 在对“全球化”境遇中普遍的“现代性”偏执与本民族精神演进史规律的省思和阐释中，实现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公共性转向”，业已成为我们时代哲学思想发展的新学术气象。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以积极的姿态，批判性地借鉴新的“公共性”的叙事方式，有效地回应新全球化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公共性问题”，并试图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做出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深度回应与反思。本文拟围绕着“公共哲学”的凸现与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当代中国“公共性社会”建设的时代主题而展开，着力于中国公共性社会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与公共哲学凸显的适应性与前瞻性研究，同时就公共哲学研究范式对推进中国哲学发展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方法论启迪，做些初步思考与探究。 一、“公共哲学”观念的兴起：基于“美好生活”的社会“治道”理想与公正秩序追求 哲学从其最初始的意义上讲，具有一种不懈追求“公共性”的本性。理性、自由、秩序、民主、公正、宽容、多元的社会“公共生活理想”，向来被认为是人类共同追求和向往的最美好的生存状态和境界。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其理性之思的独特功能，正在于把握、提炼、表达和阐释伽达默尔所谓“公有现实”中深蕴的本质意义、普遍性价值、真理以及共同的人性内涵。因此，哲学永远具有一种超越感性的、无常的现象，从那些非本质的、有限的、变化不定的经验中寻找确定的、普遍的公共性内容的终极指向，它总是力图概括公有现实中存在的合法性前提，提供各领域间对话、解释和沟通的基础，并以概念系统的形式表现为自洽、自足的统一性原理。 当代欧美公共哲学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为欧美国家的民众提供了一种公共生活环境，并使得他们必须面对“市民社会”中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公共生活的质量问题、公共生活伦理规则等问题。② 在当代美国思想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政治哲学逐渐取代了“元政治学”。此一领域的论争主要表现在新自由主义(包括罗尔斯的平等人权主义与诺齐克的自由人权主义的交锋)、麦金太尔的“道德共同体”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主张“交往实践”与交流理性)三者之间。③ 另外还有哈特的公平论、斯坎伦的契约主义等等。其中的论题涉及诸如政治生活领域内整体的公正秩序和合理性、社会共同体生活中个人自我的权利和价值实现等社会公共性主题。这表明，当代西方思想家在对新自由主义展开诘难与超越的同时，也在着力强调社会、历史、整体和关系等非个体因素在社会主体行为中的基础性意义。④ 这其中，与哈贝马斯同属德国的思想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公共性理论尤其值得重视。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阿伦特依据古希腊城邦政治的范式，将公共性定义为同时具备“独特性”和“共同性”的人们通过“语言活动”而形成的向“万人开示的世界”。她批评现代社会因私有财产制度及市场经济的发达而丧失了这种公共性，呼吁恢复这种公共性。 美国社会—政治哲学家李普曼被称为“复兴公共哲学的旗手”。他于1956年发表了《公共哲学的复兴》一文，他提出，文明社会的重大标志，是形成“公共生活世界”以及与之相应的“公共哲学”观念。李普曼之后，“公共哲学”的研究曾出现短期沉寂。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萨利文(William Sullivan)才使用该词来批判自由主义哲学过分重视个人权利而忽视社会纽带，并建议通过恢复托克维尔曾经研究过的、以“地区”而非国家为单位的团体的公共精神，来重铸美国国民的道德和社会纽带。此外，贝拉(Robert Bellah)与萨利文等人一起撰写了《心灵的习性》一书，批判了以追求个人利益的人的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各门社会科学，提倡重视“人的自然本性”和“文化传统”等。⑤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新权威主义”理论，也明确反对个人主义和绝对民主化，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的人权标准来衡量世界上所有国家；《后工业社会》的作者、美国未来学代表人物之一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深刻反思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表述了他对“公共生活理想”的思考。在贝尔看来，亚里士多德和卢梭等人把国家视作“公共家庭”有一定道理，并藉此提出了重建“公共家庭”规则的设想，包括以社会为最高尺度并正确调谐群体与个体利益，以效率为根本并平衡它与平等的关系等。⑥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日本也兴起了公共哲学的研究热潮，突破了上述欧美中心主义思潮的偏颇和局限，形成一种创造新理论的学术运动。由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2002年出版的十卷本“公共哲学”(《公与私的思想史》、《公与私的社会科学》、《日本的公与私》、《欧美的公与私》、《国家、个人和公共性》、《从经济的角度看公私问题》、《中间团体开拓的公共性》、《科学技术和公共性》、《地球环境与公共性》、《二十一世纪公共哲学的地平》)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而编辑的。这套书由东京大学现任校长佐佐木毅和将来世代综合研究所所长金泰昌共同主编，由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史家和哲学家等担任编委，内容以多学科交叉为特色。 对“公共哲学”观念的历史性考察表明，现代文明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具有深刻性、全面性、复杂性的特点，这场危机实质上触及了西方近代以来以启蒙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性文化”——个体本位的抽象理性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危机。在西方思想史上，“个体理性”的原则由康德率先确立并得到后世思想家的一致认肯，最终体现在西方近代社会制度——公共生活世界的设计与实践中，它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化的个性及其价值观的脉络、走向。当代英国著名的道德哲学家齐格蒙·鲍曼对此做了精到分析。鲍曼认为，“生活总体上的私人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现实，不仅如此，这种“私人化”的触角延伸到了每一个地方。“在我们私人化的社会中，不满似乎指向不同的方向，甚至彼此冲突，它们极少累积并凝聚成一个共同事业”。何以如此？鲍曼指出，因为私人化的存在带有许多乐趣：选择的自由、尝试各种生活方式的机会、使自己符合自我形象的机会。“但它也有自己的不幸：孤独以及对于‘已经做出的和尚未做的决定的哪一个是首要的’这种问题产生难以抑制的不确定感”。⑦ 而在荷兰学者哈尔曼看来，“个人化意味着人们作为享有自主权的个人愈来愈有决定自己怎样行事，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的自由，崇尚个人的现代人在做出决定时主要由以下思想指导：个人幸福、自我实现以及立即满足个人要求，而置集体权威于不顾。”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