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1995年曾经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7辑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论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观的根本转变》(简称《转变》)，其主要内容就是论述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所有哲学家的哲学功能都概括为“解释世界”，而马克思把自己所创立的新哲学的功能定位于“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文章还阐述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观的丰富内容。笔者发表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12期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简称《真精神》)一文中，把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观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真精神或三大精髓之一。近日在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以及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状时，又翻阅了《转变》和《真精神》等文，深感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观具有极其巨大的现实意义，而且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功能观思想不是局限在哲学领域，还包括所有的理论领域。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以前包括哲学家在内的所有的思想家、理论家的理论功能都是“解释世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包括今天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能都是“改变世界”。但是，反思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状，不能不正视的是，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忘记或背离了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观，自觉不自觉地重新回到了马克思所否定和批判的旧理论家的“解释世界”的功能观，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无法深入研究，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民众中的威望下降。《转变》一文中还有许多内容需要深化，其中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对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观的现实意义没有阐发。本文就是在《转变》的基础上，在深化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功能观的内容的同时，更着重阐发马克思“改变世界”思想的当代启示。 《转变》一文认为，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观思想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邃的思想。第一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使命和根本目的不是维护现存的事物，而是改变现存的事物，是不断推动事物前进变化的哲学。”这一思想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为人们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服务，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以往所有理论家的实践性、现实性的最显著的特征。其原因就是马克思揭示了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是实践关系。人的全部认识活动、理论活动都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它必然也要受实践活动的制约并服务于实践活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最显著特征阐述得非常清楚。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① 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中还说，要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那你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所讲的“一个中心和三个着眼于”的研究原则(即：以改革开放，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性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也是这一显著特征的具体体现。这一特征表现在进入21世纪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身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极其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最紧密地结合起来，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以及国际交往中出现和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世人瞩目的成绩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也是相当多的。经济发展、教育、医疗、反腐败、环境问题等许许多多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做出独到而有深刻见解的分析，设计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应该说，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这样做了，但是不能不正视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背离“改变世界”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研究风气仍然相当严重。 理论与实际割裂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书本理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只停留在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有些文章对领导人的讲话、中央文件不是实事求是地给予科学评价，而是无限拔高、溢美有加。再有就是把理论研究同社会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割裂开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讲到党内教条主义的学风时说，有些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之“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今天许多人的理论研究态度也是如此。他们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好箭！好箭！”，但就是不愿意也不会运用这些思想和理论之“矢”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的”，不会分析本部门、本领域、本单位的具体问题。我们教育界近些年来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专著和论文，却极少看到分析和揭示教育战线今天这个时代具体表现出来的“先进”与“落后”、“科学”与“非科学”的教育思想和行为以及怎样战胜“落后”和“非科学”的思想和行为的研究成果。有些人的所谓联系实际，实际上就是停留在对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政策的注释上，而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结合现实提出自身的独到的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见解来。此外我们一些研究西方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把西方的概念、名词、理论也简单照搬过来，直接推论和构造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不能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科学地评价和借鉴西方学者的思想。一些人的研究文章新名词新概念太多，许多专业人士都看不懂，其他专业人士和普通百姓则更看不懂。这种文章相当多地充塞在我们的许多刊物中。李铁映同志在2004年中国哲学大会的发言中强调反对的东、西两种教条主义，这也是当前理论研究工作中危害性极大的一种错误倾向。理论不能应用于现实，不仅理论本身不能发展和创新，理论本身的价值，特别是“改变世界”的价值也就无法体现出来，也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