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霸权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逻辑

作 者:

作者简介:
付文忠,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孔明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原文出处:
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7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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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权(hegemony)(也译“领导权”)理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克劳、墨菲的核心理论。自拉克劳、墨菲1985年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出版后,霸权理论在欧洲和北美都产生了很大的理论影响。拉克劳、墨菲的霸权理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所以,人们有时也把这一理论称为“新葛兰西主义”。

      一、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到新葛兰西主义

      拉克劳、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详细地概述了其理论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差异。众所周知,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转向,即从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的研究转向了对以“市民社会”为内容的政治方向的研究,特别是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突出地强调了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中的重要性。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必须注意发动广大群众,而不能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同时,它还必须要运用恰当的斗争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一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争取“霸权”或“领导权”的过程。拉克劳、墨菲充分肯定了葛兰西的政治转向,特别是其“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意义,但他们又不满足于葛兰西的理论解释,认为它还保留着诸多本质主义的残余。具体而言,其肯定和批评如下:

      首先,拉克劳、墨菲极力强调葛兰西霸权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突破,认为霸权概念最重要的作用是突破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具体而言,它包括以下三点:其一,意识形态概念。这一概念否定了“意识形态代表的是社会观念体系的错误意识”的观点,从而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个有机的关系整体,它具体化于制度和体制之中,并围绕着许多基本的链接原则把历史集团焊接在一起。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再是一个由上层建筑所决定的概念,而是相当于一个社会形态的概念。不是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相反,是意识形态创造或规定着上层建筑。拉克劳、墨菲认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传统解释,它“排除了对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式的阅读”(Laclau and Mouffe,p.67)。其二,“历史集团”概念。拉克劳、墨菲认为,这一概念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区分的超越,是一个“新的总体化范畴”。葛兰西认为,历史集团就是一种霸权,这种霸权包括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共同决定过程和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历史集团可定义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它并不简单地指各个集团之间的关系,而是指各集团和社会结构(结构是指生产过程的结构)之间的关系。(Laclau and Mouffe,p.116)历史集团的概念不再受经济决定论的支配,因而得到拉克劳、墨菲的赞扬与肯定(Joseph,p.116)。其三,集体意志概念。这一概念结束了意识形态的还原论。根据葛兰西的观点,集体意志也能够建构政治主体,但是这种主体不是完全确定的,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主体,它跨越了阶级主体的局限。这一概念强调霸权所链接的意识形态要素没有必然的阶级属性。拉克劳、墨菲指出,葛兰西所说的集体意志是政治意志链接分散和破碎的历史力量的结果。有机的意识形态并不代表纯粹阶级的和封闭的世界观,它通过没有任何必然的阶级属性要素链接而成。(Laclau and Mouffe,p.68)

      其次,拉克劳、墨菲充分肯定了葛兰西理论突破的重要意义:一方面,霸权理论找到并且打开了突破“工人阶级中心论”的缺口,也使葛兰西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和柯尔施划开了界线。卢卡奇和柯尔施等人虽然也走上了反经济决定论的理论之路,但他们没有摆脱“阶级还原论”的束缚。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带有浓重的的“阶级中心论”色彩,它“把革命主体等同于工人阶级”(同上,p.68),这就堵死了霸权和多元主体的链接之路。在葛兰西看来,革命的主体不是预先规定的,而是被建构的,同时它也不具有必然的统一性。主体的建构是通过多样化的“要素”和“任务”完成的。另一方面,葛兰西霸权理论对主体的不确定性与多元性的强调,为霸权链接实践提供了可能性。正是通过贯通各个有差异的主体身份而形成的霸权链接实践,才形成了政治认同。统治阶层通过霸权实践而修正了各个主体的特征、本质和身份。在这一意义上,拉克劳、墨菲认为,对葛兰西的“整体国家”概念的解读是:“对葛兰西来说,不是阶级夺取了国家权力,而是阶级变成了国家。”(同上,p.69)

      最后,拉克劳、墨菲着重批评了葛兰西理论的不足或局限。他们认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虽然开辟了突破本质主义的方向与道路,但却没有最终与本质主义决裂。其原因主要在于葛兰西在坚持霸权斗争多样性的同时,又坚持多样性中仍然存在着同一性的关系,强调霸权链接实践中存在着一个“单一统一原则”和“必要的阶级特征”。而“单一统一原则”和“必要的阶级特征”并不是霸权斗争中出现的偶然性的结果,而是这一斗争中出现的必然性的结构框架。拉克劳、墨菲非常痛惜地指出,在阶级基础上构造霸权主体,每一个社会形态围绕着单一的霸权中心建构自己,“这两个方面是残存于葛兰西思想之中的最后的两个本质主义因素”。(同上,p.84)对霸权的中心化结构和阶级特征的追求,使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没有最终彻底挣脱本质主义的束缚。

      在拉克劳、墨菲看来,尽管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留下了“民主多元性的遗产”,但是克服经济决定论的本质主义“错误”还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理论任务。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尽管出现了脱离本质主义的趋势,但并未走得太远。因此,要超越本质主义,就须吸收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成果,在消解传统的本质主义和中心论的基础上,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加以“解构式”的阅读和理解。这就要求清除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并在解构的基础上对“霸权”概念加以重新规划。这一重新规划也就是人们称之为“新葛兰西主义”的理论。这样,在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批判解读中,拉克劳、墨菲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霸权”理论,并引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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