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资本诞生之日起，理性主义的力量便深深植根于包括经济学和经济生活在内的经济世界。实际上，经济学就是理性主义经济学，而“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1]。在经济学中，经济理性主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人”假设的泛化。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一经形成即为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所传承，不仅如此，一些经济学家还将这种假设推演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至形成“经济学帝国主义”。第二，抽象演绎法传统。李嘉图开创了强调理性演绎法的传统，其经济认识论的特点是把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运用于复杂的现实世界。熊彼特将这一特点称为“李嘉图怪癖”，但就是这种重视抽象理论模型的传统，在马歇尔以后成为西方经济认识论的主流[2]33。第三，数学方法的广泛应用。古典经济学家就开始关注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近几十年来，数学方法已经成为经济学发展的最重要特征，以至于很难再将数学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 从经济理性主义的表现特征上看，其核心在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是否有利于利益最大化又成为判断经济学理论和人类经济行为理性与否的唯一标准。这是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追求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所谓“最优配置”就是在资源稀缺状况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和手段。斯密的“经济人”之所以成为经济学的基础，某种意义上也正是由于它为经济学提供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最基本单位和依据；抽象演绎法之“抽象”就在于为不同事物间实现可比提供了可能，而数学方法也因为能够最明晰地体现理性的计算精神才受到如此欢迎。然而，这种理性主义并不是经济学的首先发现，阿马泰亚·森(Amartya Sen)曾指出：“就理性行为模型的其他目标即这些模型把握理性本质的能力（不管人们实际上是怎样行为的）而言，这个问题的背后有着大量复杂的哲学问题。”[1]首先，从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来看，经济学理性主义方法论不能没有哲学理性的观照。西方经济学史上的理性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之争，实质是西方哲学史上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的翻版[3]33。其次，从认识论意义上看，相信理性能够认识世界和解决一切问题是人类的福音，对理性能力的确证来自于哲学的权威。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信条，就是坚信只有理性可以祛除偏见、遗俗和习惯，给人的经济活动以绝对正确的引导。最后，就个人主义倾向而言，经济理性主义的方法注重个人（或个体）主义方法，即把个人（行为或利益）看作是分析和规范化的基础。这种方法也最早来自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4]。 经济理性主义不是空穴来风，也不限于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发挥作用。它不仅有着深刻的哲学理论渊源，而且对经济学以及经济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从根本上得益于资本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这一现实。可以说，理性主义与资本的结盟正是经济理性主义主导人类经济活动历史舞台的最终依据。 资本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术语。马克思认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5]193，因为“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276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资本就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代名词，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一生致力于批判和超越的目标之所在。在资本统治的时代，理性主义是资本的坚强盟友。资本和理性主义，“正像前者构成后者的世俗基础和强大动力一样，后者乃成为前者的观念领域，成为它的理论纲领、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以及它获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7]。因为，理性精神是资本时代的本质规定，现代社会的确立，在理论上就是以理性批判的形式展开的。而此时居于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早已失去其价值理性的一面，其仅有的“抽象对象性”特征同合理性联系起来，使得工具理性成为支配现代社会主体选择的基本范畴，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理性形而上学。也正是“借助资本的惊人物质力量，理性形而上学得以冲出书斋和实验室，成为资本的知识要素，并经由科技、教育、文化、信息等意识形态产业而殖民生活世界，建立了汪洋大海般的现代性统治。”[8]因此，所谓“现代”就是“资本的时代”，也就是“理性主义的时代”，而“经济人”不过是理性主义的现代人，抽象演绎法不过是当代理性主义“抽象对象性”特征的固有属性，经济理性主义对最大化利益的追求也不过是资本增殖属性的必然要求。 首先，资本的发展带来了人的商品化、同一化。资本将商品作为人与人发生联系的中介，从而打破了一直以来维系社会关系的伦理和政治特征。它还将人丰富的生命力抽象为劳动生产力，将人的价值量化为相对应的商品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被消解为仅仅具有商品意义上的量的差别。人被商品化、资本化，人的价值被精确化、可计量化，这使得个人仅仅需要成为一个不断创造价值的“经济人”，也使得运用经济理性分析人类行为的数学方法成为可能。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讲，理性的计算精神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最重要标志”[9]78。 其次，资本的膨胀塑造着现代社会新的信仰。资本购买一切、不断增值的魔力使其成为人的追求、成为人的自我实现的对象化目标。在追求资本、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人不断地体会到自身的价值和力量，不断地感受到资本带来的强大力量的诱惑。在资本面前，人的精神上的追求被让渡于物质享乐，甚至精神生活本身也要服从于资本的逻辑。而知识（文化、科学）的创造和衡量以及人对知识的选择和应用的标准，被工具化为是否有利于实现资本的最大化、利润的最大化。如此，经济学中那个精于算计、只重物质利益的“经济人”形象就合情合理了。韦伯也因此预言道，“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最终必将导致这样的现象：‘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10]142-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