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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湜认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史意识是不可或缺、内在相关、互相支持的三个方面。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这三者的统一与均衡却往往被打破，从而造成了种种片面性趋向。中国“马学”要获得良好的发展，就必须面对上述三种偏向，对自身有一种新的定位或新的自我理解，从而在三者之间达成一种统一或取得一种平衡。而适当的问题意识作为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史意识的统一，是“马学”具有生命力的根基，应当成为当今一切真正有志于“马学”者的自我定位或自我理解。吴晓明认为，经由黑格尔对主观意识的批判、特别是经由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理解和把握社会的现实才可能成为一项真正的思想任务。在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无论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还是无批判的实证主义，都只是以其从属于主观意识的外部反思来遮蔽这一现实。因此，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将不能不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学说，也只有在这一任务的不断开展中方才能够持之不坠。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应当成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它的路径、方法和问题——所围绕旋转的枢轴。孙正聿认为，哲学是以时代性内容、民族性形式和个体性风格求索人类性问题，是以“表征”的方式构成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据此，哲学的工作方式或进路应是：时代精神主题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聚焦点；现实存在间距化标识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流行观念陌生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基本理念概念化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力量之所在。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以这种工作方式推进。张一兵提出了自己“后文本学”的新的方法论思考，认为传统文本的解读分为符号文本层解释、互动性的意义场理解、生产性的思想构境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而生产性思想构境论——即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创造性的生产——将是“后文本学”方法论的真正本质，是一种文本生产中的革命；文本学的真正基础是“关系本体论”，生产性的思想构境包括了对象文本理路、我性诠释理路和互文性文本参照理路的共在这些不同的构境层。
在最近关于列宁“伯尔尼笔记”的研究过程中①，为了反对苏联学者对列宁哲学思想实验的平面化、线性目的论的主观预设，我第一次公开采用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即文本学解读的空间化和立体化拟现和重新建构。我将其命名为思想构境论。 在我的新的方法的研究情境中，列宁这一重要的思想实验呈现为一个极其复杂的功能性变换的逻辑空间。但是，这种逻辑空间并不是列宁直接据有的，而是由我建构的模拟性的理论思想之境。请注意，这里有一种重要的方法论思想的转变：过去的文本学研究无论如何意识到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历史间距性，可最终总会将文本研究者自己的认识结果，视为他所看到的客观的对象性意义场的映现。而在我这里，离开原作者所呈现的当下文本语境，恰恰是文本研究者建立的，此时，当下文本意义场的打开始终是此岸的。我们是绝不可能复原原初文本语境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反对简单反映论的。当我们在研究中指认诸如“马克思认为”、“在海德格尔那里”时，除去复述文字，任何一种表意都是重新建构的新的“我性”思想之境。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会是一种无意识的重建，因为我们总会把这种重新建构起来的思想情境说成是文本的客观意义。这在阿尔都塞那里叫“无罪的阅读”。在即将出版的我的《回到列宁》②一书中，我试图进行一种研究方法论上的改变，即建立一个全新的学术逻辑情境构架。相对于我过去的研究，我将实现一个从字句解义到把捉隐性话语逻辑、从诠释学语境中的文本解读到重构思想情境的转变。我觉得，这将是对传统文本学解读的一个重要超越，或可称之为后文本学的思考。③ 这种方法，其实是我的构境存在论在文本解读中的表现。因为构境存在论是我已经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一种哲学观念。要完整地说明和确证它的理论平台和逻辑结构，将是一个浩大的学术工程。这是我未来自己哲学叙事的基本方式。我会专门讨论它。在这里，我只能在文本解读的层面上，一般地映射我的这种新的思考方式——暂且把它叫做文本构境理论吧。 我以为，任何一种理论学术思想的本质都不是一个凝固的逻辑构架（如同牛顿的实体性的时空构架），而是一种在复杂的时刻处于变动之中的学术思想场境的历史性建构。这种思想构境其实是非范式的，甚至没有死去或石化了的具体的概念框架，而是一种功能性的提问和思考，常常表现为一个易碎的、随时重构的问题追问和暂时性的立场支点。学术思想场境的建构，通常由思考主体依据手头的自觉的基本理论范式和逻辑回路，在运思中直接激活后，当下运作起来，但主体自身无意识的不同逻辑射线和怀疑性问题，却是思想构境的真正驱动力。 在我最近的认识中，理论逻辑场境又分为下述两种：思想者面对思想史平台进入经典文本内部，以生成不同历史语境的神交构境；直面世界的独创性思考之境。前者，套用冯友兰的话就叫“照着说”，由于任何面对文本的过程都不可能达及与原思想语境的完全重合，所以“照着说”也总是一种历史性的重新成像和意义构境；而后者，又有些接近冯友兰命名为“接着说”的思想情境，也就是作为思想家说自己的话，生成原生学术思想境。关于第二方面的生产性构境理论以后可以专门讨论，此处，我们将思考点聚集于文本学意义上的第一个方面，即传统解释学语境中文本解读的不同历史视域之融合问题。我现在认为，其实根本不存在视域融合之类的事情。两种视域或观点的相交相融是一个幻觉，因为在任何一种文本解读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新旧视域的接合问题。其真相是，所谓历史性的视域（作者与文本的原初意义场），始终是由读者激活已经死去的文本和文字而重新建构的。这种历史冒牌货和假想性替代物的本质，只能是立足于今天的意义情境。这是由于，文本解读中真正在场的事件，总是读者依据可进入的文本语义层重新建构起来的意义情境。 为此，我可以举一个现成的例子，即我的《回到马克思》出版之后在国内学术界的遭遇。我已经说过，这本书的思考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而写作完成于1998年。当交由出版社时，它已开始生成为对象性文本。对于我本人来说，此时此书的基本构架和主要观点都已经被锁死，我只能在一校样中作些观点修改；在二校时，就只能改动文字；三校时，连文字也都被锁死。当我第一次拿到《回到马克思》样书时，它已经成为了历史性文本。作为此书作者的我固然还活着（存在着），可是，我与《回到马克思》的关系立即开始有“意思”起来。我突然发现，自己与这本花了十年写作时间的近五十万字的物化思想体处于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关系情境之中。不少重要的段落，只有当我认真读进去的时候，由文字与句段构成的理论观点才被重新激活，自己当初的思考问题域才得以重建，当时的思想情境才能抵达。即使如此，我仍发现这种重现常会出现细微的偏差。这也就是说，连我这个文本作者都很难完全还原于原初文本语境，就更不要说，一种他性文本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阻隔之下、特别是在另一种语言文字系统中将遭遇的情形。④阅读者想使自己达及作者文本建构时的原初性，这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 之所以说文本原初语境还原的不可能性，还有几个重要原因：首先，是我发表时呈现的文本情况与自己写作完成时的文本情况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删除了一些对马克思进行批评性反思的语句；二是为了使国内学者能够理解我在思考进程中提出的问题和理论意义，我改变了原来大量使用的生僻概念和我自造的东西。这一点，在马克思的早期文本写作中也有体现。青年马克思在写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书时，正值当时普鲁士王国的“书报检查令”中有一条款规定：凡文字超过二十一印张的书籍免检。而马克思、恩格斯此时的部分大部头文本中，有相当多的文字并非他们的理论本意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修改自己的文本时进行过大量的删除，其中有不少并非是他们觉得文字表达有误。删除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政治限制；二是考虑到当时的具体关系（比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德国“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赫斯，当时也在参与此书的写作）。显然，文本中删除的不等于是错误的或是无价值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留下了大量未能发表的、或者中途放弃的笔记和手稿。著名的MEGA2第四部分主要就收录了这些笔记。这些文本的语境与作者真实的思想场境显然会更近一些。关于马克思文本的三种类型及其相互关系，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的导言中已经有具体而明确的说明⑤，此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