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B2；B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7)03-0005-12 1.回眸近年来的国内哲学研究状况，我们作为“当事人”置身其中，有一种特别的局限，既因缺乏必要时间距离而难以看清原委，也因种种牵挂而难得客观公允；但作为“在场”“见证人”，又有一种“认识论特权”，这多少鼓励了我们对现状作出某种可能的刻画和评估，尽管它充满种种学术风险。 全面检讨国内哲学研究现状，梳理并总结其进展，进而给予公正评价，笔者殊难胜任。本文不打算面面俱到地陈述具体研究成果，仅从私人视角出发，就某些自认为值得关注的现象及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和评论，报道一个有限观察者的感受及体会。由于基于有限观察而非纯客观描述，局限性在所难免。 2.深切理解国内哲学研究状况，就不能不追溯改革开放以来乃至晚清以来中国的历史处境。作为历史积淀的结果，今天的状态以浓缩了的形式折射着中国哲学的历史场景。中国哲学的命运其实早在那些时候就已经被注定了。 近代以来的文化焦虑固然源于民族危亡，但更深地源自学理上的悖结，它决定并塑造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学术的文化情结。这种打不开的情结作为无法逃避的历史遗产，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判断和哲学运思。时代的纠葛与矛盾、悖结与尴尬，早已被张之洞点破：“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1] 熊十力则说：“自清季以迄民国，治哲学者可以说一致崇尚西洋；不免轻视本国的学术。虽则留学界人士亦谈国学，而覈其实际，大概以中国的瓶子装西洋的酒。至于中国的瓶子有土产的酒否，似乎不甚过问。”[2] 他以严复为例：“又陵号为博通，而其言老子尚以西洋学人相缘附，其他更不问可知。吾于此不及深谈，唯念数典忘祖，昔人所耻，今新运创开，自省改正从前错误；哲学界宜注重中国固有精神遗产与东方先进哲学思想之研究，外学长处不可不竭力吸收，国学有长，亦未可忽而不究，此吾所欲言者也。”[2] 文化上的弱国心态成为国人心头自晚清以降即挥之不去的阴影，它总是或明或暗地左右着我们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言说姿态。这同样影响了迄今为止的我国哲学研究的面貌和格局。 进入21世纪，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思想到学术的转向。新世纪伊始，国内哲学界完成了由“破”到“立”的转变。追求“纯”哲学的诉求作为有积极意义的征兆构成其标志。对启蒙情结的超越是决定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其优点是冷静地处理学问，使之不再过多地受到价值偏好的干扰；其弱点是学问有可能沦为价值无涉的工具性规定，以致变成“炫技”式的杂耍，从而丧失应有的担当。这又内在地凸显了学问的合法性危机。 3.从内容的角度说，目前国内哲学之学术研究，在总体上仍呈现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足鼎立之势。中国哲学领域重新提出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直面“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它涉及一个更具始源性和本然性的问题：究竟何谓“哲学”？它是西方文化独有的产物还是不同文化传统能够共享的称谓？中国有无本体论？中西语境中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是一种怎样的语义关系？西方哲学领域则对构成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内核的“存在”范畴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既关乎“哲学”在西方语境中的本真含义，又牵扯立足于中国本土化立场的跨文化的可翻译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对马克思思想的存在论旨趣加以探讨，直接涉及如何解释马克思哲学的真谛问题：马克思终结了还是拯救了哲学？马克思哲学消解了还是重建了本体论？归结起来，不外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辩护问题、西方哲学的本土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诠释问题。 对哲学“元问题”的清算和追究，不仅是人们的兴趣使然，更是问题自身逻辑逼迫的结果。例如对“Being”问题的澄清，表面看来不过是一个基本范畴的翻译问题(究竟译成“在”、“是”、“有”抑或其他更恰当)，其实对译名的选择折射着人们究竟秉持怎样的哲学立场和哲学观。它既涉及中、西、马诸领域，也涉及翻译、语源学、阐释和理解、哲学语境、跨文化解读等诸多问题。在哲学范围内，这显然是一个最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的跨分支学科的问题。西方哲学的自我澄清、中西哲学的比较和相互诠释之可能性、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解释能否成立等等，无不有待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显然，几乎所有的哲学争论和对话都已无法逃避对前提性共识本身的清算和反省了。任何争论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都不过是不同预设之间冲突和碰撞的结果。哲学争论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哲学的”，从而成为正当的、有意义的和建设性的？其边际条件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反省并有待澄清的。 “Being”问题的象征意味在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几乎无可逃避地隐含着一个西方镜像。从历史的长时段看，西方哲学的古典阶段在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去时间性的过程，其实质是通过对时间性的“过滤”，凸显逻辑在先性的规定，从而为一切可能的存在者寻找一个“阿基米德点”。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却表征为一条相反的进路，那便是向时间性的复归。黑格尔提出的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相统一的原则，就已经隐藏着哲学的“拐点”。海德格尔把“存在”与“时间”内在地联系起来，从而使本体论的展现成为“历史地”过程。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这一转折似乎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重演。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哲学研究不能说没有对“元问题”的探究，但总的说是缺乏哲学史支撑的。它基本上局限于抽象的讨论。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首先被理解为逻辑的东西同认识史特别是哲学史之间的统一。史论结合的方法论原则被日益实际地运用于研究当中，哲学史与哲学理论之间的分际越来越变得模糊起来。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值得肯定的迹象。它的拯救是双重的：没有哲学史底蕴的哲学研究是肤浅的和苍白的；同样地，没有理趣的哲学史研究也不过是思想史事实的堆积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