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07)2-132-03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理论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股“淡化意识形态”的错误思潮，其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告别革命，远离政治，疏离主题，淡化意识形态”。这股思潮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其中既有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也有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这股思潮对我国思想文化建设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必须予以分析和批判。这里我们重点从国际因素的角度，提取和“淡化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来加以分析和批判。通过着重梳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来龙去脉，揭示其本质，以及它的终结，来说明只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明的支撑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的物质利益仍然“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①，意识形态就不会终结。 一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演进历程 马克斯·韦伯较早地涉及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问题，他指出，近代以来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从强调“价值理性”到强调“工具理性”的转变，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对绝对目标的狂热信奉必然破灭，从而出现意识形态的衰落。卡尔·曼海姆在他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系统而明确地论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他的理论淡化模糊了阶级区别，对50年代的意识形态终结理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战后五六十年代，西方展开了一场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是在一些社会学家如阿隆、希尔斯、贝尔和李普塞特等人中酝酿起来的，集中表现在希尔斯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五十年代政治观念的衰落》和李普塞特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等著作中。1955年9月美国社会学家E·希尔斯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以“自由的未来”为主题的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意识形态的终结》引起了争论。希尔斯认为，西方社会近年来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意识形态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鲜明地表现于“那些最成功地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国家”，即最发达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在解决它们的国内政治问题时，已经不再考虑意识形态的因素，不再考虑“左”与“右”、社会主义与放任主义的区别，而是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每种需要解决的事情的自身性质来处理它们。在当代社会的科学合理性和求实态度面前，意识形态的定向功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时代已经不再需要某种综合的信仰体系，“我们不仅认识到极权主义和极端主义狂热的实质性缺点，而且也认识到意识形态定向方式的错误。”赞成“终结论”的代表人物还有影响很大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他在1960年出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论文集中系统表达了“非意识形态化”观点。贝尔认为自己“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领域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这种矛盾集于一身的“异体合成”，被当成一种“现代思想模式”。在他看来，如果只是沿袭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往往会对当今一些比较复杂的思想、事物产生困惑或误解。在他们看来，由于现代化发展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共同要求和趋势，西方社会内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会逐渐趋于一致。每个政治派别都得到了某些东西，同时为此又放弃了某些东西，这种有得有失的平衡造成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妥协，也使整个社会更趋向一致。他们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作为社会制度也不是对立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要摧毁意识形态的统治。现在，意识形态作为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是对不发达的社会才有意义，而对现代化工业社会，只能依据“专家治国”、技术“统治”理论的蓝图来进行设计和管理，而不需要什么意识形态。就此而言，意识形态的年代也已经终结了。 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福山和亨廷顿为代表的人物又掀起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思潮。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说：“关于作为一个统治体系的自由民主的正统性，一个值得注意的共识这几年已在世界出现，因为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他还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换言之，以前的统治形态有最后不得不崩溃的重大缺陷和非理性，自由民主也许没有这种基本的内在矛盾。”② 由此，福山得出结论，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自由民主已遍及于全球的不同地区和文化，成为惟一一贯的政治憧憬对象。福山还认为，后冷战时期，北美、西欧和日本的大三角文化将成为世界单一的文化，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仅仅是经济的、技术的、环境的问题，再也没有“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生与死的斗争”。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主要思想是说，冷战后，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冲突。“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③。所以，未来世界政治的主轴很可能是“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西方的强权与价值的回应。非西方国家将联合起来同西方国家竞争，这种合作最突出的形式是儒家—伊斯兰的联合，它的出现是要向西方的利益、价值与势力挑战，伊斯兰国家对抗基督教国家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 二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 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实际上代表了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20世纪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极度的厌恶和恐惧，他们几乎出于本能地反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 从3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放弃自由放任政策，转而实行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对经济进行宏观干预、调节和计划的政策，国家的经济职能大大强化，一些国家普遍建立了国营企业，并形成了福利主义的政策；50、60年代，因不满意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南斯拉夫率先掀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随之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引进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因素。一时间，两种社会制度的“趋同论”盛行起来。美国学者泽鲍特讲，“完全可以有根据地预料，世界上的经济制度的基本趋同现象，是朝着某种共同的特征前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极其重要的事情。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极端思想，在一个多世纪的难以平息的冲突以后，已相互投降了。”④ 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除了在理论层面促使了趋同论的产生外，在社会现实层面上则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阶级矛盾的减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意识形态终结论产生的原因。英国社会学家博托莫尔就曾把战后世界意识形态冲突的低落视为阶级斗争发生基本变化的反映。他在《现代社会的阶级》一书中指出：“尽管民主国家仍然有阶级性质，但这已不再像在19世纪所常见的那样，是其最显著的特征……还应当看到，在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主要政党在社会政策上有一致意见的领域很宽，而且在不断扩大。这种对整个社会利益达成一致意见的程度，是尖锐阶级对抗低落的量度，特别是特权群体放弃其特权，放弃纯个人利益追求的量度，因而也是阶级差别真正减少的量度。”⑤ 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和对趋同论的强调，显示了50年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浓厚的政治色彩。俄国学者科洛米采夫指出：“只有政治上缺乏素养的和天真幼稚的人才会看不出‘极权主义’一词与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联系。西方实在想不出比‘极权主义’一词更好的用来对付苏联的‘心理战’工具了。”⑥“趋同论”的实质则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