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动辩证法的前史：文艺复兴以降劳动与人的关系的改写 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区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理论以“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为对象，把握事物的原因和原理，求知普遍性和必然性，进而与永恒的神性契合。这是闲暇人自由从事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是最优位、最高贵的活动。创制主要指“丰富了生活必需品”的技术性活动即劳作生产，它是人类为应对自然必然性而不得不从事的活动，它以制造产品和维持其他高级活动为目的，本身只是手段，是奴隶从事的最低贱的活动。实践则指免于生产劳作之累因而摆脱了自然必然性强制的人所从事的伦理、政治活动，它体现了行动者的自由意志，并以自身为目的，但缺乏崇高性和超脱性，在价值位序上远低于理论活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都是以自身为目的、不受外在强制性制约的自由活动，因而属于符合人性的、人的本质性活动，与之相反，技术性的劳作生产则与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关系不大。亚里士多德因此说“生命属于实践而非创制”①。亚氏的这个界划和定位，成为西方古代的主流观点。 文艺复兴以来，随着“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的不断深入，世俗主义和实用主义、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渐渐萌生、兴起。“科学的辉煌胜利使人的自尊复活了”，并使人们“关于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的想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②，那就是“凭借认识在自然界中作用的力量去控制自然”③。后来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认识自然以征服自然”等口号则是这种思想的鲜明表达。在世俗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下，科学技术化逐渐成为一种非常强劲的趋向，而航海业、冶炼业等实用科学的兴起，特别是后来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向，科学和技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哈贝马斯说：“现代科学的认识意图，尤其在其初期，主观上似乎并不是旨在生产技术上有用的知识。但是，自伽利略以来，研究本身的目的客观上转向获取技术，并把自然过程本身当作自然界产生的过程来研究。理论把技术上再现自然过程的能力作为衡量自己的尺度。”④ 现代的思想家们更“关心长期生存的实际条件。这些问题直接涉及维护人们物质生活和基本生计……如果说老一辈思想家们理论论证的出发点是：人如何能在实践上同自然秩序相一致，那么现代思想家们从实践上所强调的出发点则是：人如何能从技术上征服威胁他们的自然灾害”⑤。人的主体性依赖于技术的不断胜利，并且得以空前彰显。由此，人们对技术和技术性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劳动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霍布斯明确指出，保护人们“通过自己辛勤劳动获得应有的东西”是自然法的必有条款⑥。威廉·配第则强调“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因素”⑦。而洛克则把两人思想综合起来，进一步抬升了劳动的重要性。洛克一方面将私有财产与“生命、自由”一起列为与人性、人的本质不可分割的“自然权利”，私有财产是人“以自己身体的劳动‘掺入’物体”的结果，“私有财产权利的产生在于人通过劳动，把所谓的个人人格延伸到他所生产的对象上”⑧，所以，技术性的劳动恰恰是人的本质的外现。另一方面又强调“在绝大多数的东西中，百分之九十九全然要归于劳动”⑨，主张社会财富源于人的劳动，劳动不仅攸关人的本质，而且和社会的本质密切相关。因此，萨拜因和罗素都认为洛克的这些思想是劳动价值论的先声。 随着工业文明愈益昌盛和政治经济学愈益显要，劳动的重要性开始被不少哲学家所关注。其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颇为熟悉的黑格尔，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黑格尔从个体发展和人类形成两重角度肯认了劳动的重要性。马克思曾赞誉说：“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并“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认的本质”，这是黑格尔的“伟大之处”⑩。黑格尔从辩证法(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的角度肯定了劳动的地位，极大地张扬了劳动的“积极方面”(马克思语)。 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劳动态度的重大转变，以及从劳动出发看待人的自我完善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成为后来马克思劳动辩证法形成的基础性思想资源。 二、异化劳动到自主活动：马克思劳动辩证法的核心 1844年前后，经过历史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初步研究，马克思借助于赫斯超越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界定为“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而非“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联系起来的”自然属性。在赫斯那里，“真正的社会联系”在现实世界中被异化为“交换或物物交换”关系，金钱这个中介却成了主宰，人因此异化了，人“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11)。而马克思则进一步发现，“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12)，这才是人的本质异化的根源和起因，金钱异化不过是表象。马克思在吸收黑格尔劳动思想的基础上，把人的本质确认为作为“自由的生命的表现”、“生活的乐趣”(13)、自由、自主、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劳动。人的本质的异化其实就是和人的本质直接同一的那种“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的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