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中，批评党八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第一”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词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1] (P837) 这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或许是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没有直说“干部”是从日语中吸收的词汇，而只说“是从外国学来的”。 一般来说，汉语新词都是经由翻译引进和创造的。毛泽东同志对理论著作翻译极为重视，自延安时期开始，他多次谈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做好这一工作。[2] 据说在中共“七大”的闭幕式上，毛泽东坦言：“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3] (P106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成为一种国家行为，1953年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编译和理论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共五十卷，已于1985年出齐。1986年，经中央批准，编译局开始实施中文第2版的编译计划。 历史的规划 1972年印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1995年出版了新的版本。据编译者的介绍，编译中文第2版的缘由之一，是第1版在文献选录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多寡悬殊，很不平衡。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内容，特别是有关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内部思想斗争的文献所占的比重过大(约占全部篇幅的70％以上)，哲学方面的内容不够充足(约占20％)，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则显得相当单薄(约占10％)。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偏差呢？编译者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编辑工作进行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仅出版了21卷，还有29卷没有问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重要著作和书信尚未译成中文，这也在客观上给选集的编辑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限制。[4] 这种解释和说明当然很有道理，不过过于简略了，一些历史性的内容在其中隐而不现，可能会遮蔽问题的真相。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的政治和哲学学说，是随着西学东渐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及其学说第一次出现在汉语文献中，是1899年2月，《万国公报》卷122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纂述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其中用一百余字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关于资本的学说，由此，马克思作为社会主义者在晚清中国登台亮相。梁启超1901年撰文，题为《康有为先生的哲学即社会主义派的哲学》，他1902年的一篇文章里则说：“麦喀士(日尔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显然，在梁启超看来，康有为和马克思都是社会主义者。1905年10月创刊的《民报》、1908年1月创刊的《天义报》也都曾译介过《共产党宣言》的片断。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一时间，维新派、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似乎都成为社会主义的信徒了，不过，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密不可分。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真正拥有比较普遍的感召力，并主要用来指“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中西方新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之际，俄国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多次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侵占的领土，一下子激起了中国进步人士的兴趣，他们的目光转向了苏俄。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李大钊撰文欢呼，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价值观胜利的同义词。五四运动发生的当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是我国首次较为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专集。在这本专集中，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虽然他所用的术语和如今的用法有诸多不同，但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革命解放生产力、阶级斗争等基本原理昭然若揭。在介绍唯物史观时，李大钊用一节的篇幅专门论述了阶级斗争学说，强调了它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首要地位：“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5] (PP135，125) “社会阶级”意义上的“阶级”概念，早在18世纪的英汉和汉英词典上已经出现，只不过当时是英语“ascent(坡度)”和“grade(级别)”的对等词。汉语中把“资本家与工人、男人与女人”称作阶级，始自梁启超，他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和《外资输入问题》(1904)，率先赋予了“阶级”一词新的含义。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对阶级斗争的阐述，主要是汲取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的表述，后者是以《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阶级特征为出发点的。[6] (PP.170-173) 强调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不只是李大钊个人的特点，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五四时期在中国传播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和理解的唯物史观都是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蔡和森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宣称：“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7] (P74)对他们来说，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知识，提供了一种历史观，一种透视历史乃至建构历史的方法论原则。李大钊1920年撰写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和《史观》等文章，陈独秀则运用阶级斗争学说，1923年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对中国的革命状况和政治斗争进行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