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启念教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一书，运用诠释学方法解读“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最根本问题，通过全书上、下编共十六章的内容系统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复杂性。仔细研读和反思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创新之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也大有益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方法 本书是从方法论的高度开始反思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当我们从方法论的高度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时，以往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之处就表现得十分清楚。过去我们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即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复杂情况和重要作用考虑不足，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客体”，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复杂情况也分析不够，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得过于简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应用。其实“应用”并不等于“化”，“应用”是指用它来解决问题，“化”则是指这种理论本身的变化和演化，“应用”只是“化”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化”本身。毛泽东就曾说过：“‘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① 主体因素在选择、解读、阐释、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起很大作用，我们不仅要充分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这个客体的特殊情况，还要考虑到作为主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主观因素：如主体的实践需要、个性特点、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要研究借鉴现代西方哲学诠释学的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看作是主客体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因为“当代诠释学理论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启发是，任何文本在意义上都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们完全能够从自己时代的生活世界的本质出发对前人留下的文本做出新的诠释。……尤其当我们借鉴当代诠释学的某些成果，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重新加以理解和反思的时候，马克思哲学便以崭新的理论形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② 理论本身只是一种无言的存在，不同的认识主体对同一文本的解读是不同的，即使同一主体，由于时空的变化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也可能有所不同。本书运用诠释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发掘出了许多新的内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现实意义也不容置疑。这一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值得商榷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强调世界的客观性、运动性、规律性、必然性和可知性，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这些当然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但是它们没有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对实践意义的高度重视，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人道主义更是见不到。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划等号，不够妥当，甚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精神。除此而外，中共十六大召开以来，党中央提出要以人为本和确立科学发展观，这些新的战略思想对我国的发展已经产生并仍将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些思想所涉及的不是对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认识，不是实事求是，而是人与物的关系问题，是人所追求的价值目标问题。显然，如果我们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地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党中央提出的这些新的战略、新的思想就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释。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哲学家们的第一要务。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缺少统一的理论文本，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散见在时间跨度长达60年的全部著作中。这极大地增加了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困难，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变得更加复杂。 马克思一生没有专门写过系统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虽说他的《博士论文》是一部完整的哲学著作，但是1841年的马克思尚处在自己哲学思想的形成时期，因而它不能算是马克思哲学的经典。代表马克思哲学最基本思想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只是一部手稿而已，许多部分充其量只能算是写作纲要，不仅不够完整，而且根本不是纯粹的哲学著作。哲学思想穿插于经济学思想之中，不少思想远没成熟。1845年开始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是论战性著作，而且始终未能出版。被许多人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标志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实只是用来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11个要点，言简意赅令人费解，对其含义，人们至今争论不休。此后，关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我们只能在《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经济学、历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或读书笔记中去寻找。 恩格斯影响最大的哲学著作是晚年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其中，《自然辩证法》只是一些关于物质自然界辩证运动的论述片段；《反杜林论》是恩格斯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完整的论述，恩格斯说：它是“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③ 但把《反杜林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文本也是不行的，因为它毕竟只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杜林的理论视野和思想进路限制了恩格斯，使他不可能全面阐述自己的观点。恩格斯自己也说：“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④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其实是恩格斯写的一篇书评，旨在说明他和马克思哲学思想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其理论价值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形成方面。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标题本身就说明它所涉及的仅仅是恩格斯哲学思想中一个很窄的方面。 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哲学著作与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在思想色彩、理论倾向上也互有不同。马克思更多地讲人的问题，人的自由、解放、实践问题；恩格斯更多地关注自然辩证法及各种相关问题。由上可见，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简单地予以回答，迄今没有定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需要和时代背景出发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比如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则互相又有区别；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更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呢？本书作者认为有，但不是现成的，需要研究、建构。当前我国哲学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从事这样的建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