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西方社会现代性文化危机的一种理论反思、批判、解构与颠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化开始了“后现代转向”，兴起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对当代的文学艺术以及人们的生活态度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与任何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一样，后现代转向所生成的后现代性理论话语，既是人们对现代性西方社会文化危机的感受和体验，也是人们对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所进行的理论反思和批判，因此，当代哲学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后现代理论题域之中，并形成了一种后现代性理论话语或后现代性哲学。如何看待后现代理论话语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与颠覆；如何从当代西方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走向或趋势去清理勘察后现代的哲学立场和哲学观点；如何理解后现代思想的谱系特征，使我们对后现代性理论话语有一个哲学范式上的把握，对认识理解现代性哲学话语与后现代性哲学话语之间的关系，在后现代多副面孔中识别其相似的家族血统，无疑具有着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意义。 后现代范式与后形而上学思想 今天，后现代已成为描述或指认当代社会存在形态及其特征的特殊称谓。“后现代状况”、“后现代转向”，经常用来描述或指认当代社会各种文化现象。正如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过去几十年在理论、艺术和科学方面出现了一种后现代转向，它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主要范式的改变，有些人认为是从现代世界到后现代世界的划时代转型……我们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并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位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新的和基本上是未知的领地。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后现代转向也包括后现代政治的产生、后现代认同的新形态以及文化与技术的新格局。”[1] 虽然，要对后现代概念给出一个准确的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后现代本身明确反对本质主义的概念界定，其理论话语的游移性、不确定性、隐喻性、延异性，形成了千座高原般的复杂思想形貌。然而，这并不等于后现代就是一个无法识别和理解的文化形态。后现代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已形成自己的谱系征相，具有相似的家庭血统，其延异的踪迹可以依稀辨认和识别。 但是，应该明确的是，用传统的本质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界定后现代，已然是一种失效的理路，因为，后现代在宣布本质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失效的同时，已然宣布了用本质论和实证论来界定自身的无效。试图用本质论和实证论方法来界定后现代的突出表现在于，人们习惯于对后现代进行历史分期或历史决定论的理解。认为后现代的兴起与社会历史阶段之间存在着一种简单对位的关系，如贝尔对于后工业社会与后现代文化的考察、詹姆逊对于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文化逻辑的分析、鲍德里亚对于信息媒介技术与后现代文化景观的描述，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经济决定论、社会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影响，这种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实质上源于机械反映论。在经济决定论中，后现代对工业现代性的批判却变种为后工业社会的表征形式；在社会决定论中，后现代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颠覆却蜕变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表达；在技术决定论中，后现代对媒体帝国主义的解构却嬗变为高科技的虚拟时尚表演。也正是在这种理解模式的驱使下，有观点认为正在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滋生后现代的社会土壤，后现代不过是西方的舶来品，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大陆的一次时尚化的理论旅行。如此看来，后现代的产生只是社会历史现象的被动反映或表征。这种简单对位的理解模式，不仅遮蔽了后现代现象产生背后的复杂历史动因，同时也遮蔽了后现代对现代性种种缺陷与后果的批判维度、叛逆精神和超越意识。 正是为了避免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机械决定论理解，福柯明确反对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进行历史分期的界定，在福柯看来，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是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哲学生活，这种态度、气质和哲学生活的特征在于对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作永久的批判，对我们之所说、所思、所做进行批判。“我觉得更值得研究的是现代性的态度自形成以来是怎样同‘反现代性’的态度相对立的——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然而，我认为可以赋予康德在思考‘启蒙’时对现时、对我们自身所提出的批判性质询以某种意义。我认为，在此，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探讨的方式，两个世纪以来仍不失其重要性和有效性。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绝不应被视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也不应被视为积累中的知识的永久载体。它应被看作是态度、‘气质’、哲学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对我们是什么的批判，既是我们之被确定的界限作历史性分析，也是对超越这界限的可能性作一种检验。”[2] 从此意义上，我们将后现代理解为从现代性危机意识出发，对现代性危机进行反思批判的一种态度、气质或哲学生活。基于此种理解，我们认为从哲学思维方式入手来考察后现代性问题，有助于对后现代性理论话语的精神气质或哲学向度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和理解，有助于我们指认出哪些理论具有现代性的谱系特征，哪些理论具有后现代性的谱系特征，更为凸显地图绘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谱系特征。 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后现代性理论话语无疑是一个庞杂的哲学谱系族群、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思想星丛，这个相似的家族成员众多、谱系繁复，海德格尔将其指认为“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罗蒂将其指认为“后哲学文化”，哈贝马斯将其指认为“后形而上学思想”，利奥塔将其指认为“后现代知识状况”，詹姆逊将其指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这些指述均表明20世纪西方哲学转向已生成出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或新的理论范式。如此众多的流派纠集混杂在一起，形成难以把捉的众声喧哗局面，其中，各种流派、各种思想不仅存在差异，且多有抵牾，时常论战争执，更让人眼花缭乱。 这种众声喧哗的混杂状态，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从整体范式上把握后现代理论话语的可能性。既然这诸多的流派和思想以其相似的家族特征纠集在一起，构成一个庞杂的谱系，就表明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相似相通的精神气质和血统。正是这种相似相通的精神气质和血统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理论范式，即我们称之为“后现代”的理论范式。面对后现代这一如此庞杂的文化思想星丛，在我们对这一庞杂的哲学混合体进行理论梳理和把握时，暂且抛开各家各派对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所进行的社会学层面的分析，也抛开文艺理论或美学中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文艺思潮流派的分期分界，而着重于从整个哲学范式的转换入手，对后现代性理论话语进行整体范式上的把握理解和图绘测量。这有助于我们从整体范式革命或转换上图绘出后现代哲学的复杂形貌，以标识出现代性哲学话语与后现代性哲学话语在思想范式上的断裂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