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4—0060—04 技术的广泛应用，现代化的大机器工业生产创造的财富比过去所有时代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令人目眩的消费品使人们获得了日益舒适和便利的满足。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工人劳动条件不断得到改善。由于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摆脱了与野兽群舞的蒙昧无知的尴尬境地，不但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还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由于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不仅摆脱了对自然界和神的恐惧，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且还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改造中享受到作为主人的快乐。技术的高速发展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日益发达的技术，对人和人类社会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一 人类正在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伟大成绩时，不知不觉间，却走到了生死抉择的紧要关头。生态失衡、工业污染、资源危机、物种灭绝等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陷入尴尬的境地。梅多斯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引用了韩非子《五蠹》中的一段话，“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他指出，到现在为止，“五项基本因素——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以及资源消耗”呈现为“指数的增长”①，然而，“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一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②，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零增长”。这个带有浓郁悲观色调的结论给当时西方世界流行的“增长热”泼了一盆凉水，使许多人从迷信经济增长，迷信技术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人们开始思考发展的模式问题，并进而对高度发展所依赖的技术进行反思。 卢卡奇通过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和反思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提出了著名的“物化理论”。他指出，“物化”是“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③。他认为，“物化”实际上根源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要求的不断的“合理化”。“合理化”的概念来自于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组织程度和制度越来越严密，形成了“科层制”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保证了较高的效率，避免了时间和金钱的浪费，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但是这种“合理化”是有内在缺陷的，它以割裂和对立“形式理性”和“价值理性”为代价，随着“形式理性”的不断增加，“价值理性”则日益贬损。也就是说，随着“合理化”的不断推进，与之俱来的是人的自由和人生意义的丧失。卢卡奇进而指出，“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④。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批判了带有工具性特征的启蒙，指出，“启蒙的实质，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人们总是要进行选择，要么使自然界受自己的支配，要么使自己从属于自然界”⑤。“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⑥ 这就是说，启蒙虽然使“人性”取代了“神性”，把人从受自然界压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但是它又使人屈从于技术理性，技术成为一部分人统治和控制另一部分人的工具。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中指出，在机械化大生产条件下，由于人的思维服从于机器生产体系，从而使人们形成一种顺从意识，习惯于像机器人一样生活。这样，人刚刚从对自然界的依附状态中挣脱出来，又成为了大机器生产流水线的奴隶。马尔库赛则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分析了发达的工业社会造成了忘却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单向度的人和丧失批判向度的单向度的社会。马尔库赛指出，在总体异化的工业社会，人们的真实需求被彻底压抑，反而去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并把对物的占有和消费视为真正的幸福。这样，人就成为丧失批判向度的单向度的人，社会则成为丧失批判向度的单向度的社会。弗洛姆则对现代社会人的异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弗洛姆指出，市场经济的利己主义原则使得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社会关系异化了。在市场经济中，人把自身看作是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取决于是否成功地把自己交易出去，是否能够卖个好价钱，人的价值、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人自身被异化了。技术的发展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人们为了获得消费品而受制于机器，成为附庸于机器体系的经济原子。资产阶级通过广告来宣传、制造并强化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使人们把消费商品和感官享受当作生活的目的，而他们所购买的商品甚至闲暇时间的使用和支配也都要受到社会的支配。弗洛姆指出，“他对闲暇时间的消费，就像他所买的商品一样是由工业所决定的，他的趣味受到控制，他想看和想听的是社会允许他看和听的东西”⑦。对于技术的负面效应，出现了一股浪漫主义的反技术的复古思潮。 技术是成为人类解放的工具，还是成为控制人的手段，归根到底并不在于技术本身。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它也把人类的生存方式由“自然生存”提升为“技术生存”。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的理性得到开启，主体性得以彰显。但科技也日益演变为人们肆意挥霍无度的主体性的砝码，人们借助科技的力量竭泽而渔，大量透支自己的生存资源；科技扩大了人们的贪欲，人们沉迷于器物之中而失去了对终极意义的思考。“无家可归”成为现代人的最终宿命，人类的危机与困境暴露出来。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60年代的创立，正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中所出现的“世界困境”的反思。如何驾驭科技的发展？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人类自身。 二 对科技问题的分析应当以社会关系为突破口，才能全面地把握人的本质。人是多属性的集合，人要在各种关系中创造和被创造、展现和被赋予丰富性。人学的分支就是探究这些人的各个层面，而技术经济的人学就是探究在技术与经济维面上所展现出来的人的特性。以人观照其自身的“技术经济视野”，这种“技术经济视野”改变了人过去神圣至尊的地位，把人纳入各种对象体系，同时纳入技术生产体系中的人力物质系统。高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伟大革命力。处于“技术化生存”之中，反科技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反人性、反人类的。如果技术损害了人类的根本利益，那责任在研究、应用、控制技术的人。但是，无论是古希腊哲学思维方式的萌芽，文艺复兴时期张扬人性，17世纪西方近代哲学对理性的崇尚，18世纪合理利己主义人学思想，或是德国古典哲学，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都由于时代限制和阶级局限，对人的认识始终没有达到真正科学的水平。 马克思人学思想指出，人的本质问题是其核心。人的类存在、社会存在、个体存在是人的不可分割的三种存在形态。个人从属于社会，并受社会所制约；个人对社会起能动作用。马克思对人的本质作了三重规定：其一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其二是“现实的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单个人”即个人的本质；其三是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关系中。“这三个层面或方面的有机统一，构成人的本质的完整规定性。”⑧ 人类历史发展方向是无数个个人之间，社会之间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应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如果把这三者彼此分离开来，都将陷入抽象。”对人的实践本质的规定，以对人类历史的一般抽象体现出人类所有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指出，“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⑨。这就是说，割裂目的和手段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个人需要的满足既要依靠自身的活动，又要依靠他人和社会的活动，依靠社会提供保障。人不能只是目的或只是工具。人只是目的，就无法实现目的、成为目的；人只是工具，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价值，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仆役。人的客体价值体现在人必须作为工具去实现一切，去满足人的各种要求，去实现作为目的、作为主体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只能是工具和手段，而不能成为真正的目的和主体。马克思强调，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的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将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的人类本性条件下进行物质生产，而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基础上，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