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社会批判理论经历了多种理论转向，空间转向作为其中一种，它试图改变传统左派历史叙事之“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prioritization of time over space）。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角度看，正如任平教授在本组笔谈中指出的那样，应当并且能够把空间视为今天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基本路径之一。这对于扩大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加强它对现代社会的解释力等都有直接的好处。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既不是简单地从“时间（历史）”走向“空间（地理）”，更不是以空间转向的直接理论成果来替代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动向，空间转向不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解而且对其本身都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如果不清理它自身的理论地平，我们就无法判断其理论内涵和政治价值。 社会批判理论话语转向中的空间问题 空间转向，或者说，空间逐步成为占据优势的理论主题，这一学术现象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社会批判理论中较为广泛地观察到。当然，这一趋势由多方面理论运动合流而成，其中包括以列斐伏尔为核心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或空间）研究，以哈维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后）结构主义支持下对现代性空间经验的文化研究等等。当然，从起点看，20世纪70年代早期，“空间转向”便实际启动了。 值得强调的是，“空间转向”只是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批判理论发生的重大转向之一。而所有这些转向——如“霸权转向”（或“文化转向”）、“后现代转向”等等——都不只是纯粹的理论（逻辑）问题，而且是传统左派政治实践和理论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必然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变迁）之后果。我在对其他转向的研究中已经指出①，无论被动还是主动，转向都是一种政治上的“突围”，在理论上“生活在别处”的感叹。因此，需要从这些转向发生的实际历史语境来理解它们。空间转向并不例外，特殊的是，它提出了传统左派理论时间优先于空间之偏好这个问题，把空间作为新的理论地平。 就理论来说，时间和空间是描述人类经验的两个基本维度，但是，“至少在以往的一百年中，时间和历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的实践意识和理论意识中，已占据了宠儿的地位”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进一步，为什么在今天，我们才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把空间从压抑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行动是否能够带来对历史和当代的更具说服力的理解，并实现理论自身的目标？ 激烈主张“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苏贾（他亦是“空间转向”最激进的推动者之一）从学术史角度对空间转向做过精彩的描述。③ 在此，我不赘言相关话题，而是提出一个有助于理解这种理论史的有趣反例：同在空间转向理论语境中的哈维，其研究经历的起点恰恰不在于把空间维度或视角引入马克思主义之中，而是在理解空间时引入马克思主义之历史叙事这个参照点。如果说转向的焦点是传统“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之缺失（或以哈维的话来说，以城市研究为中心的地理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空盒”），那么如何理解哈维的学术经验呢？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然而意义重大的问题。在表面上，哈维的“奇特”之处似乎在于他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外部提出问题，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相关激进理论家相对，后者是从马克思主义内部提出问题的。然而问题本身仍然在深处，即马克思主义外部的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历史学这两种表面相对的潮流为什么能够合流，并最终促成社会批判理论的转向，在这种合流的核心之处——空间作为一个问题，它是如何理论化的？这恰恰是在空间研究中的科学标准问题！也即是判断当代社会理论对空间问题进行表述的科学性质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把问题引向了无法回答的认识论问题。诚然，但亦不尽然。因为，只要始终抓住理论与现实（或者，批判及其物质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就能够清晰地解答，而无须重返形而上学的避难所。以哈维为代表的地理学家转而诉诸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实证主义地理学运动恰恰证明这一科学方向本身是个“创伤”，它努力地以客观姿态加以解剖的空间恰恰是历史的产物，这意味着这种科学活动本身参与了它的对象的建构。当哈维理解这一点，作为地理学家，在定义地理学的对象时，他转向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来阐明这一对象的历史性质。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然，他也很快发现，奇怪的是：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并把资本主义的空间物化作为批判对象，但在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却没有空间问题的位置。 对空间转向理论史十分敏感的苏贾之所以没有注意哈维的这个奇特之处及其理论意义，原因在于他是站在转向的结果来追溯成因的，这不仅导致他采纳了以空间来压抑时间的叙事逻辑，而且导致他在审理空间转向知识史时的逻辑偏好——即注重理论的逻辑变迁而忽视问题本身在现实中的变化，在强调主流马克思主义没有空间位置这一现象时，既没有理解构成空间转向的另一种历史线索，也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希望的空间》一文中，我已经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宏观背景出发简要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空间问题的联系。④ 这一线索的核心问题是：空间问题在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海外殖民达到高潮以来）中日益突显，但马克思主义主流长期纠缠于自身的科学性质问题，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宣判，而在对历史发展之地域不平衡所造成的解放形势分析上动摇不定。不过，尽管传统激进政治运动及其政治学在空间上建树不足（这种“不足”同时是相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而言的），但却不能否认从第二国际争论到“第三世界”经验，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和不平等交换理论再到世界体系论等等实践和理论的意义。因为，这一线索以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这个宏观关系一直清晰地描述着空间问题本身。甚至可以说，如果前一个方面（即苏贾论述的线索）是逻辑，它在理论上阐明了问题，那么，后一个方面则是历史，它实质性提出了问题。在今天的研究中，多数理论家往往偏爱追随在理论上阐明的问题，而忽视问题本身。然而，这个容易被（后）结构主义理论氛围遮蔽然而不可或缺的背景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考虑，我们才会在理论反思中真正达及空间转向本身所期望的目标和深度。历史叙事中的空间优先性与时间优先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