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7)02-0031-04 在国内学界近年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两个动态很值得关注：第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取得发展的同时，如何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终结等基础性问题重新浮现，并引发了新一轮热烈争论；第二，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依旧占据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和主体地位，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热点。这两个动态涉及到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引人关注。因此，反思和评论国内近年来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本身，同时也还能够促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学术创新问题的认识。 一 “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及其内在旨趣 尽管国内学者使用“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98年、1999年，但“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兴起则毫无疑问应当从2000年算起。是年，南京大学张一兵等人率先开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他提出了“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三个新概念，并强调指出它们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三大新动向。[1] 在这种界划中，由于他实际上是把“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流派来看待的，因此引发了不同的看法和热烈的讨论。基于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经验，胡大平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包含着“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它作为一种政治冲动，贯穿于第二国际至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并且随着《文化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公开出版而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激进左派理论的重要主题。有鉴于此，他主张从“小写的马克思主义”角度把张一兵所界划的后马克思思潮诸多代表(如福柯、德勒兹甚至高兹)纳入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讨论。[2] 在2002年底的一个讨论会上，张、胡两人就此问题进行了专门对话，并在随后的主题笔谈文章中公布了他们的一致和分歧。[3] [4] 我们看到，争论的焦点其实还在于界划标准问题。如果说张一兵试图坚持逻辑划分的优先性的话，那么，胡大平则试图能够将逻辑划分与左派历史经验协调起来。历史地看，张、胡两人的分歧实际上是一种视角的差异。面对同一个对象，张一兵是从历史源头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出发来审视的，因此，他更多地看到了“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趋同；胡大平则是从历史的当下即“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政治实践来返观问题，因此，他更多地看到了理论趋同下的政治对立。从国内近年来的总体研究趋势看，胡大平提倡的视角显然受到更多人的认同。在胡大平看来，虽然“后马克思主义”的边界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但从左派经验看，“后马克思主义”以更为现实的姿态支持社会运动，声张激进民主规划，从而表现出更大的政治抱负。上述特征当然受到了现代性批判逻辑的直接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后马克思主义”本身与社会主义实践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因此，社会主义(或者更严格地说“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不仅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主题，而且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出场的战略也是它的中心议程。所以，在直接的意义上，它是现实社会主义出现问题(20世纪50年代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和失败(20世纪90年代前苏东的巨变)的理论反映，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西方左派转型背景下，虽然它们也十分注意马克思的理论“空场”并要求与马克思进行对话，但在总体上并非是现代性批判逻辑逆转的直接结果，而是因为在寻求新的政治战略中它不能回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5] 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依赖“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后的“后马克思思潮”，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甚至马克思本人确立为自身对话的对象。但与“后马克思思潮”不同的是，这些自称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开创一条新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路，而且强烈地表达出一种对资本主义替代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他们认为这个规划是马克思所开创的，又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中被压抑的，故而他们自身的“后马克思主义”意识便直接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之后规划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话语。[6] 二 “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之争 2003年11月，在南京大学承办的主题为“从马克思哲学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的第三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后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如何定义“后马克思主义”是当时会议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曾枝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孔明安、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周凡以及南京大学的胡大平是当时争论的主要参与者。他们都在会议后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公开阐明了自己的主张。 曾枝盛教授是国内学界较早开始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就曾在相关著作中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过梳理，[7] 并于2002年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专门介绍“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8] 基于自己的已有研究，他认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犹如英国学者麦克莱伦所说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由于这只是一种时间界划，似乎并没有实质性意义，而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是指20世纪60、70年代，尤其是1973年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发表之后出现的、以“后现代主义”为主导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他所理解的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内容广泛，甚至连以詹姆逊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以哈贝马斯和利科为代表的“后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等都包含在内。[9] 对曾枝盛教授提出的广义、狭义“后马克思主义”区分，其他学者并无异议。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种广义、狭义。在孔明安看来，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建立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或解构哲学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和研究的最新的西方哲学社会思潮，它包括国内学者多已熟悉的西方哲学家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指的就是由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形势下所开创的左翼激进理论及其延伸。[10] 孔明安的观点得到了周凡和胡大平的支持。当然，细微的差别也是存在的，例如胡大平就在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名单中加入了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的英国学者辛德斯，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界较少论及的卡斯特，以及刚刚开始被引入国内的齐泽克等新锐思想家。[11] 从某种意义上讲，“定义域”的界划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因为不同的人都可以借助不同的“定义域”实现对现象的分类与描述，关键在于这种分类与描述是否能够与理论的历史和逻辑本身相符合。也就是说，“定义域”之争实际上是“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初期的一种必然现象，尽管它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必须被超越。事实上，这种超越很快就实现了。2005年，周凡发表了一篇长文，从概念的谱系角度对“后马克思主义”术语从20世纪50年代的波兰尼、60年代的麦格弗森、70年代初期的贝尔和后期的柯拉科夫斯基，到80年代的图雷纳等人的使用方式进行了一次翔实的学术史审理，最终说明因拉克劳和墨菲而著称的“后马克思主义”具有自己的经验史和意义的历史差异，并且由此强调相关研究之历史语境的重要意义。[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