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为关于“现实的人”的哲学，进而阐释为科学论与价值论相统一的特殊形态的人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哲界做出的重要学术贡献。这首先不是理论演绎的产物，而是现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人的处境与前途问题，激荡了中国哲学家们的智慧的结果。为了寻求对现实问题的解答，人们才去重新阐发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现实的人”的哲学思想原本就存在，但人们对它仍有发现“新大陆”似的喜悦之情。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的哲学，那么，中国哲学家就不能不去研究中国的“现实的人”，研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及其结果给中国“人”带来了怎样的命运。 一、方法论前提 研究当代中国人，有两种方法论：一种是来自西方的把生活在资本主义环境中的“特殊人性”普遍化为人的“一般本性”的哲学方法论；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实的人”的哲学方法论。按照第一种方法论，对当代中国“人”所作的判断是：他们必须向经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洗礼的个人本位或个人主义的“人”彻底转变，从而融入现代西方的“人”的汪洋之中，达到人性的“光辉的顶点”。因为，照西方学者看来，西方的人正是经历了这个洗礼而成为个人本位的“人”的，而这样的“人”是历史和人的最高的或终结的状态。按照第二种方法论，当代中国“人”是自古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所造就的，尤其是近代以来经过社会革命、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的实践所造就的。当代中国“人”，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其具体实践，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变着的社会关系为其本质的“现实的人”。显然，第一种方法论是颠覆中国现存状态及其演进前途的方法论；第二种方法论则是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促进中国“人”的全面发展的方法论。 有必要在这里说明我所理解的“现实的人”的哲学的基本点：(1)“现实的人”是实际地生活着的人。每个人都是有生命的存在物，都有维持生命和延续生命进而不断提高生命质量的需要，人的“需要”是表现人的本质的。(2)“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乃是从事生产劳动实践从而从事改变社会存在的实践的人。社会实践是在既成客观环境下展开的，因此，实践论是包含着尊重客观实际的科学论的；同时，实践又是人创造历史并且为实现人的目的而展开的，因此，实践论又是包含着实现人的具体追求的价值论的。社会实践是人类历史的绝对的客观必然性，是人类生活的贯彻始终的真正本质。(3)“现实的人”的实践是结成一定社会关系而展开的。这种关系不但在总体上是现实的，而且各关系方在关系中的规定性也是现实的。(4)“现实的人”的实践，由于是既改造、创造、超越对象世界，又改造、创造、超越人自身的活动，因此，“现实的人”是不断改变和发展着的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研究“人”的科学方法应当“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1] 669这个“一般本性”，这个贯穿在人类生活的全体和始终的本质规定，正是人的实践性；正是这种“一般本性”导致人的具体本性的不断变化。这种“一般人性”之论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之说，是对立的。(5)人类在生产实践不断发展，在生产力达到极高水平之后，将超越生产劳动的“必然王国”，达到其大部分时间都是自由时间的“自由王国”，从而进入“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1] 649的共产主义社会。 用这种实践的方法论来看当代中国人，就必须研究并把握：当代中国人生活在怎样的国际条件和国内环境之中，有着怎样的物质的、精神的客观需要，从事着怎样的满足自己需要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在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结成了怎样的社会关系、形成了怎样的社会结构，实现着自己的怎样的发展。经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使当代中国“人”认识自己的社会特性，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掌握自己的未来命运。 二、近现代中国人的深刻变迁 当代中国人的现实地位和具体人性，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特别是1840年以后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结果。按照马克思的人的“一般本性”与“具体人性”的人学结论，具体人性也就是历史地变动的，在某一社会阶段上积淀而成的相对静止状态的人性。马克思判定，“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2] 1840年之前，中国经历了两千年以上的封建社会。这一社会中的人性，同欧洲封建社会中的人性，就基本面说是大体相同的，都是在手工生产、小生产方式、自然经济、政治专制的基础上的人性。但中国人与欧洲人也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集中表现在文化性格之上。别的不说，欧洲文化是基督教文化，而中国文化是儒、道为主体的文化(宋代以后为儒、释、道三位统一体的文化)。下面，我们看一下从1840年到今天，中国人性的演变。 (一)1840年之后，中国人的二元分化 在1840年之后，中国的社会状态与西欧开始分别开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发扩张，打破了各个民族闭关自守的状态，世界逐渐成为整体，历史也逐渐成为“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的时代，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这种全球范围内的不平衡，在东方落后国家，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大国，形成了既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元结构的社会。在这样的二元结构的“半”型社会中，人性也发生了二元分化。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形态变更，从人的视角作过划分为三大阶段的论断。按照这个论断，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中的“人”形成二元性：一元是市场经济中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人，这一部分人冲破封建的以及神学的桎梏，追求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另一元则是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中的人，他们间的关系，依然是“人的依赖关系”[3]，狭隘的、封闭的、停滞的小生产使处在这种关系中的中国人难以摆脱保守的人性。 (二)1919年以后，中国人的深刻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