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流行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全球化”，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共识。但“全球化”研究的热潮却在持续了十几年后的今天，似乎开始出现了质的方面的“冷”的趋向。① 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全球化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世界历史过程，且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故人们是不可能通过所谓的“热潮”来达到对“全球化”的比较全面、科学的认识的；二是基于不同的全球化主体的认识结构和价值判断，学术研究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全球化”，甚至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全球化迷雾”和“全球化神话”，这就使得人们越来越不知所云了。本文侧重于对第二个方面的探讨。我以为，现在该是把“全球化”作为主体性全球化来系统研究的时候了。进而言之，必须把“全球化”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对象来批判(这种全球化也可称之为“主体性的全球化”)，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既定的“事实”来描述，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对现实的“全球化”的比较全面、科学的认识。 把全球化作为主体性的对象来批判，就不能不提及“全球化语境”问题，因为作为主体性的全球化只能通过“全球化语境”表现出来。为了便于在逻辑上展开对“全球化语境”的方法论辨析，② 笔者认为有必要首先分别简略地说明何谓“语境”和“全球化”。 先说“语境”。语境指具体语言出现的环境，它既包括语言内部各构成部分间的逻辑联系，又包括在特定场合使用语言所依据的各种主客观因素。最早提出语境问题的是20世纪20年代初波兰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认为语境是决定语义的唯一因素；脱离了语境则语义就不复存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丰富和发展了“语境”说。在他那里，语境包括说话者、听话者、信息形式、信息内容、交际场合、心理环境、目的和风格等10个方面的内容。从外延来看，语境又可分为语言语境、非语言语境和认知语境。语境在人类文明的积累、交流和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类文明的积累、交流和发展是通过一定的语义来实现的，而一定的语义关系则决定于一定的语境。因此，对一定语境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就成为人类文明的积累、交流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类文明的积累、交流和发展的程度取决于语境发展的程度。 再说“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它决不仅仅是一体化的进程，当然也不是民族和国家日趋削弱的过程，而是一体化与多元化(包括民族和国家的多元化发展)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并行发展的进程。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矛盾就是一体化与民族和国家发展的矛盾，而全球化进程的其他矛盾如“中心与外围”之间的矛盾、“主体性与依附性”之间的矛盾、全球主义与多极主义之间的矛盾、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之间的矛盾、各文明之间的矛盾，以及“南北”之间、“北北”之间、“南南”之间的矛盾，等等，和贯穿于这些矛盾中的各种冲突，归根结底都是由这一基本矛盾所规定的。因此，全球化包含着一体化的趋势以及各个民族和国家间联系日益增强的趋势，但同时也包含着日益增强着相互联系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或国家集团)为其特定利益而展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趋势，即全球化过程的民族化趋势。国外有的学者把这种趋势视为全球性的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全球化进程本身就包含着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这不仅是由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矛盾决定的，而且也是由全球化进程基本矛盾双方的特性决定的。 当人们把“全球化”同“语境”连成一个词组、组成一个范畴时，就意味着人们更自觉、更普遍地认可从语境的方面去表述从全球化视角所看待的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一切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我以为，所谓“全球化语境”就是指：人类文明和文化在不断超越国家和地域界限基础上的积累、传播、交流和发展的语言环境。也可以说，“全球化语境”是处于“世界交往和世界普遍联系”中的人的特定语言的出现和交流的环境。“全球化”和“全球化语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全球化”强调的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潮流和趋势；而“全球化语境”则是指人们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话语环境，强调的是主体在语境上对全球化潮流和趋势的反映。既然“全球化语境”是对全球化潮流和趋势的反映，那么它本身也就有能动和被动、科学和不科学、准确和不准确、相对确定和相对不确定之分。 当然，学术界对“全球化语境”本身也有不同看法。众所周知，人类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中的交流要远远早于“全球化语境”这个词汇的出现和流行。据此，我国学术界有的人对与“全球化”相关的术语系统提出了质疑： 以中、西方为切入角度的运思方式，支配着、主宰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人的理论思维和艺术思维，围绕“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化与欧化”这些永远写不完的题目，中国人已经不厌繁复地做了一个世纪文章。正当又一个世纪之交的人们发现了自己的探讨并无多少新意的时候，“全球化”问题使持续了百年的中西文化之争获得了新的语码，陈旧的逻辑思路有机会经概念的转换而纳入时代语境，“西”/“中”的对峙与对话转换为全球/本土、中心/边缘等新近引入的概念。从杰姆逊那里学来的“第三世界文化”与“民族寓言”，从赛义德那里学来的“东方主义”，使争辩了一百年的老题目获得时代气息，也使这一次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讨论与争辩比以往的文化论争更显窘迫和混乱。(刘纳，第129页) 中国学者刚刚把“全球化”视作难得的机遇，就已经得知这不过又是一个话语圈套。(同上，第131页) 并引证了两位国外学者的话： 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对它的最热情的宣传是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来自美国，因而实际上更加剧了对霸权企图的怀疑。 对全球化的这种主题化本身就是一种话语的特定文化模式的扩展：作为挪用的解释，作为权力的话语，作为逻辑和数理逻辑的逻各斯。 谈到全球化，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危险的事，它与帝国主义者的令人眩目的修辞诡计共谋……(刘纳，第130-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