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816(2007)01—0001—06 现代性是当前学术界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现代性所展开的探索、研究、争论，在多学科、多重向度和意义上展开。但冷静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现代性研究的热闹背后，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检讨。如大家都在谈论现代性，但是如果将这个概念放到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究竟如何来看待？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在现代性问题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当代许多西方思想家都对其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和态度，但能否在这一点上把马克思视为后现代性论者的同路人？还有，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在谈论现代性的时候，是否需要有一个现代性思考的中国语境？等等。在我看来，这些问题能否解决，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不仅影响着我们的现代性研究能否继续走向深入的问题，而且也表征着我们的现代性研究对当下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何种意义的问题。笔者愿就上述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究竟如何看待现代性概念，这并不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由于现代性自身的复杂性以及人们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差异，对于何者为现代性，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对现代性理解上的歧义性，并不能构成我们回避这一问题的理由，因为对于该问题的追问，难以绕开与西方现代性论者的对话，而对话的前提就是要明确在何种意义上来使用现代性。 现代性是产生于欧洲的概念，它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时间意识。黑格尔就主张在时间的意义上把握现代性，在他看来，所谓“现代”就是“新的时代”。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之五个面相》一书中也表达了与黑格尔类似的观点，他指出：“现代”概念最初产生于基督教末世论的语境，尽管后来人们更强调其与欧洲历史的世俗化过程的关系。哈贝马斯出于对现代性的忠诚信念，也特别强调了“现代”与“古代”的联系，将“现代”界定为“一种新的时代意识”，“一种与古典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这种新的时代意识是通过更新其与古代的关系而形成自身的，是一个从旧到新的变化的结果。 现代性虽然包括上述时间的维度，却不能由此把时间维度看作是现代性的根本维度。对于现代性概念来说，它更注重强调的是在对时间的意识中彰显出的意义和价值。福柯把现代性归纳为一种与时代相关联的态度，即一种“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他甚至把人的思想和感觉方式归之于行为和举止的方式，一种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的东西。”[1] (430)吉登斯则把现代性描述为对全球发展产生一定程度上影响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这种组织模式在制度或结构上有资本主义、工业化、各种现代监控系统和国家对军事暴力工具的垄断四个基本的维度。中国学者万俊仁从现代性内涵出发来把握现代性，将其概括为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三个方面。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说，现代性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主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主义的权利价值观念和取向将导致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膨胀，进而误导现代人的行为方式与道德心态。[2] 显然，上述对现代性的种种规定性向人们展示的是现代性这种时代意识通过自身的内在规定性而表现出的与过去时代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意义，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性通常被人们理解为一种与过去对比之下的总体的生存样式、品质和文化“情境”。 尽管如此，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往往因对理性的过度关注而又常常使这种价值意义被遮蔽。对于现代性的价值意义，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美学家波德莱尔就从美学的视角进行过全新的解释，他说：“‘现代性’这一名词，……大约在十九世纪中期才出现，而且它最初出现在美的艺术领域里。”[3] (4)现代不是一段时间，而是由无数个现在构成的时间点。现代是瞬息万变的，绝对的、不变的美是不存在的，关键是要从短暂的、流逝的东西中抽取永恒。“美”由“当代性”、“时尚性”、“道德性”、“激情”等组成，现代性的艺术在偶然的、琐屑的、非规范的因素中表达对不朽“美”的追求和期盼。但对于现代性与欧洲艺术和美学发展的这种关系，在欧洲现代性的发展历史中却长期被人们所忽视。哈贝马斯在谈到该现象时也指出，人们对现代性的探求，“仅当我们不再如往常那样集中于艺术时，才成为核心之点。”[4] (16)在现代社会，正是由于人们对现代性价值意义的忽视，导致了现代性理性的时间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分裂，并进而呈现出人的解放和异化的二重性。这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一方面，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人的生存方式的巨大变化，为人的自由解放的实现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的急剧膨胀发展中却伴随着人的价值、意义的缺失以及安全感的失落，理性与价值在现代性发展中的割裂从一开始就暗示了现代性所可能面临的问题，而现代性只不过是一个包含着内在矛盾的一个概念。 如同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具有多样性那样，现代性本身也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现代性总是与其所依存社会历史的发展相伴随，因而它是一个在历史的发展中变化着的概念。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世界是一个“快速飞逝”的世界。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称之为未完成的事业。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性是一个由差异性诞生新的差异的过程，从本质上说，现代性是永远处于流动状态中的，对于流动的现代性来说，时间是有价值的。“在现代性中，时间具有历史，这是因为它的时间承载能力(carrying capacity)在永恒扩张——即空间(空间是时间单位允许经过、穿过、覆盖或者占领的东西)上的延伸。一旦穿过空间的运动速度(它不像明显的不容变更的空间，既不能延长，也不能缩短)成为人类智慧、想象力和应变能力的体现，时间也就获得了历史。”[5] (13) 尽管现代性是多义的和变动的，但是这种“多”又都离不开作为其基础的“一”。“一”与“多”相伴而生，既不能因为“多”而否定“一”，又不能因为“一”而走向反对“多”。因此，承认现代性涵义的多样性，其实并不妨碍人们从这种多变性中找出其不变的共性的东西。这就是，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理解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又都是从不同角度来对当下存在的一切事物总的特征所进行的描述，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描述，使其与前现代、古代相比较而存在，因而它所体现的不是别的，而正是人的存在类型的转变，即人的在世状态的转变。[6] (18)从总体上来说，这种转变涉及到人与他所处的世界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和自身等诸多关系。从这种理解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处于现代关系丛中的现代性，它所指称的是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理性化以及人的个体自由的精神等。在马克思以前，人们无法就这些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马克思在对传统现代性理念进行清理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现实的双重批判中，实现了现代性求解上的革命性变革，这样，关于现代性所孕育的内在矛盾问题，如经验与超验、能动与受动、理性与价值、一元与多元等矛盾进入到马克思现代性视界中而构成现代性的科学规定之中。当然，由于上述现代性的品质是起源于西方的，因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现代性表现出强烈的西方中心话语的影响，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它而否定现代性所具有的这种共性，只是这种共性应建立在多元基础上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