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文化哲学已经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显学。但是，要富有成效地深化文化哲学研究，必须自觉地、多方位地发掘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对于文化哲学这一研究领域来说，理论资源的丰富与否，直接决定着文化哲学理论的深度和价值。对于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至少应当从以下三个层面上深入发掘。 一、实证性的文化历史资源 文化哲学首先应当面对的是各种实证性的和具体的文化历史资源。诚然，文化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学，它不是关于具体文化现象的非反思的描述，但是，文化哲学研究的确离不开现实的文化历史资源，否则，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作为各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样式，渗透到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集中体现在各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之中，体现在精神性的对象化成果之中。因此，应当从两个主要方面挖掘文化哲学的现实的和历史的文化资源：一是各种文化人类学流派所考证和揭示的图腾、神话、习俗、仪式、规范、礼仪等自发的文化现象与文化特质；二是各个时代文学、艺术、宗教等人类精神性成果。 19世纪后期，在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文化开始成为文化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研究对象。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通过田野考察及实证研究对文化现象所作的描述和阐释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文化学与文化哲学的研究。以“人类学之父”泰勒以及摩尔根、巴霍芬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学派是第一个自觉地以文化问题为研究对象，并提出关于文化的系统阐释的流派。他们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强调文化的普遍性和进化性特征。此后，以德国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莱奥·弗罗贝纽斯、弗里茨、奥地利民族学家威廉·施密特、英国人类学家威廉·里弗斯、埃里奥斯·史密斯和威廉·佩里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传播论学派对古典进化论学派进行了激烈批判。他们反对后者关于各个文明“独立发明说”和“平行发展论”的观点，认为文化最初只起源于地球的某一个地方，如埃及，并以此为中心向世界各地传播扩散，因此，全部人类文化史就是文化的传播与借用的历史。以博厄斯等人为代表的历史特殊论学派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古典进化论学派提出了挑战，他们以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反对后者关于文化进化普遍规律的论断，强调各种文化都是各个社会独特的产物，都有其自己独特的发展线索。因此，他们致力于“文化圈”、“文化区”的研究，强调文化的民族史，反对文化的世界史。 在20世纪，许多文化学家均热心于文化问题的探讨。其中，文化模式论的见解很有影响，如本尼迪克特通过对印第安人的日神型文化模式和酒神型文化模式的研究，以及对日本民族的耻感型文化模式和西方的罪感型文化模式的探讨，深刻地揭示了文化模式对个体和民族行为的决定作用。在文化人类学中还存在着关于文化问题更为具体的研究。例如，以拉德克利夫—布朗、马林诺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文化学派的研究；卡迪纳、米德、林顿、克拉克洪等人关于文化和人格问题的研究；列维—施特劳斯等人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对于具体文化现象的结构学探讨；利奇、道格拉斯、特纳等人的象征人类学对仪式象征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文化人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对文化问题做了极为细致与深入的探讨。 在人类历史中，比文化人类学各种流派关于历史文化的描述更为久远的是文化、艺术、宗教等学科，它们在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以不同的语言方式诉说着各种历史文化的内涵，代表着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人类关于自我的形象、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文化的反思和表达。因此，我们看到，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一直到马克思那里，文学、艺术、宗教、历史一直在许多重要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研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性成果，为我们敞开了古往今来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构成了文化哲学研究的活水源头和坚实基础。 但是，我们的一些哲学研究，包括实践哲学、文化哲学研究，还仅仅满足于对文化的一般的宏观描述和理论推演。例如，人们习惯于读理论学说史，而不读历史；读宗教学说史，而不读宗教史；读文学史，而不读文学作品；读文化学理论史，而不读文化人类学所挖掘出的实证的文化史，等等。显而易见，如果我们不充分重视各种实证的和具体的文化历史资源，文化哲学或许就会变成远离现实、远离文化、远离历史的空泛的逻辑范畴推演。 二、范式性的思想理论资源 关注具体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特质，可以避免文化哲学研究的抽象化。但是，对于文化哲学研究而言，还必须保持其特有的形而上的维度，保持自己的理论品格，以免文化哲学降格为具体的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实证性学科。因此，在发掘文化哲学的实证性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我们必须特别重视文化哲学的范式性思想理论资源。应当说，过去一两个世纪的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理论进展，为文化哲学提供了不少范式性理论资源。 首先是价值理论。应当说，从古希腊起，价值与文化的问题即已进入了哲学的视野。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时，这些问题并没有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在近现代，以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为背景所形成的追求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哲学范式，几乎占据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全部领域，完全否认了关于人类生活意义及价值问题的历史哲学与文化哲学的特殊性和独特地位。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学派比较早地开始了哲学对价值问题的关注，他们把握了文化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差异，确立了从价值的视角思考文化问题的范式。 文德尔班认为，19世纪哲学发展的重大转变是关于价值和意义问题的思考重新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他把哲学的对象确定为“文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并明确无误地区分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要求哲学从自然科学的范式中摆脱出来[1] (P860)。文德尔班为文化哲学的发展划定了领域，这就是人的存在的历史领域。文化科学或历史科学的研究重心是价值问题，而这同时也就是人的问题。人的存在的根据不再是自然规律，而在于历史本身。文德尔班的学生李凯尔特更加明确无误地突出了文化哲学的地位。李凯尔特认为，自然现象具有直接给予性和普遍的连续性，因此，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种普遍化的方法，它排斥特殊性和个别性，而强调自然之物中的普遍性和同质性，寻找规律性。他认为，传统哲学的问题在于，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去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而实际上，这是不适用的，因为文化现象与自然现象相比具有很大的独特性。与自然现象的给定性和客观性不同，文化作为人为的现象的突出特征是其价值内涵[2] (P21)。这样一来，文化科学的方法不能是普遍化的方法，而应当是个别化的历史方法，它尊重文化的个别性和价值内涵。价值问题的突出，使文化哲学在研究范式上同意识哲学和理论哲学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