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笔记”是马克思1850-1853年在伦敦期间写下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及其他问题的研究笔记，它共由24本篇幅各异的笔记本组成。从马克思的研究笔记系列来看，它是接着1843年的“巴黎笔记”、1845年的“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之后的一个新的研究笔记。准确地理解“伦敦笔记”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桥梁”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完整内容是至关重要的。“伦敦笔记”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是怎样通过深化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的理解，来凸显其思想中所固有的主体批判维度的内容的。把握住了“伦敦笔记”的意义，我们就可以从一种内在统一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反之，如果忽视了“伦敦笔记”的意义，那么，为了接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论的线索来“重新”谈论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辩证法的思想，就只能在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线索之外，另起炉灶地从“存在的意义”的角度来“建构”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线索。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伦敦笔记”在三个经济学维度上的思想进步，来凸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双重线索（即主体维度和客体维度的线索）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获得共同推进的。 一、货币理论的阶段性突破及其哲学意义 马克思首先实现的是货币理论方面的突破。 货币理论尽管从直接的层面上来说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学理论，但就深层内涵而言，它又是跟关于社会历史过程的理解水平直接相关的。譬如，如果仅仅从流通手段的角度来界定货币，那么，作为货币之完成形式的资本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就必然会处于不在场的状态，而从这种理论层面来理解的社会历史过程也必然只是经验性的历史事实的连接而已。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有较大缺陷的，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货币形式或货币职能方面，马克思只区分了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和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而没有考虑到作为交换或流通手段的货币与其他货币职能如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之间的区别。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把金银视为构成价值的最初应用的观点时，提出了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和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区别的。通过对作为流通或交换手段的货币的职能的强调，马克思是想凸显货币的现实社会关系本质。应该说，就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来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已经足够了。但如果就货币的丰富内涵或者说就阐明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深层本质而言，上述观点则是不够的。货币本身还有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以及世界货币等形式，如果不对这些形式进行研究，就不可能揭示出与它们直接相关的、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深层本质。客观地说，就马克思在1847年的经济学水平而言，他还无法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等概念的理解止步于交换或流通的层面，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此时还无法理解资本的独特的社会关系本质（这必须要进入到生产的领域才能理解），还只能从积累劳动与直接劳动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只能从“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分配”的角度来理解“阶级对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5页），并进而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规律（同上，第104页）。用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观点来说，他此时所理解的只是一般生产过程，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其二，在货币的价值问题上，马克思此时还认同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因而在对劳动价值论的坚持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李嘉图把货币的所有职能都理解成纯粹的交换手段，而无法理解作为资本的货币所独有的历史性社会关系本质，因而，在面对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而出现的商品价格普遍下降的现象时，只能把原因归于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减少，而看不到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质所决定的一种必然现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想论证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但其经济学水平的限制使他无法从生产过程内在矛盾的角度，而只能从分配不公平的角度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性，他此时对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认同就是这种局限性的一种表现。在批判蒲鲁东的形而上学的货币观时，马克思说：“在一切商品中，只有作为货币的金银不是由生产费用来确定的商品；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因为金银在流通中可以用纸币来代替。只要流通的需要和发行货币（无论纸币、金币、白金币或铜币）的数量之间保持着一定的比例，那就不可能产生保持货币的内在价值（由生产费用所确定）和名义价值之间的比例问题。”（同上，第125页）这种经济学观点说明了或者说决定了，马克思此时在哲学上还不可能完整地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内涵，因为他对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认同，说明他在面对资本主义危机问题时，其基本思路只是停留在交换或流通的领域，还没有深入到生产的领域来理解危机的本质，并由此来理解社会发展的真实过程。如果说，李嘉图把无论是国内的货币还是国际上的货币都理解成纯粹的交换手段，这使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犯了一个基本的方向性错误，那么，马克思只从交换或流通的层面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则表明他离彻底科学地剖析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尚存一段距离。 如果要准确地界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的理论成就的话，那么，应该说马克思在这两部著作中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建构，也即全面地证明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在本质上是由经济运动的规律所决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经济运动的主要内容。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在上述两部著作中对生产关系或交往形式概念的理解还不是很深刻的，他是在一般生产过程（他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这种一般生产过程放在“抽象”的层面上加以界定，以区别于“具体”层面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的层面上来理解上述两个概念的，这是因为受到了斯密和李嘉图观点的影响。斯密和李嘉图囿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作一般生产过程来理解，进而论证了资本的永恒性。但由此带来的一个局限是：所谓的生产关系在他们的视域中其实只是各经济主体根据劳动资料的投入比例而分配或交换劳动产品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生产关系更多的是从分配或交换关系的层面上体现出来的。由于受到上述两人观点的影响，马克思直到《哲学的贫困》时期事实上还无法运用已经建构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去完整地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他还不能严格地从生产领域内部去解读经济运动的矛盾规律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还只能借助于人的异化的线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私有制只能带来人的片面化和异化的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性）或由分配不公平带来的政治对抗的线索（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用这一线索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来解读经济的矛盾运动规律。我们知道，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完整理解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有机内容之一，这说明，马克思的哲学在《哲学的贫困》之后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