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7)02-0054-07 近年来，政治哲学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比较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克思政治哲学建立在对西方政治哲学批判审视的基点之上，以实践唯物主义“颠倒”了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范式，关注具体历史进程中“现实的个人”的政治实践。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而言，汲取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精华，继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遗产，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并生发其价值意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变革的双重路径 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政治”起源于希腊语“polic”，意指城邦及其治理。顾名思义，政治学是关于城邦治理的学问，即在对政治事实系统观察基础上的深入思考，对政治问题加以规范研究和经验判断，衍生出合乎逻辑的政治真知，继而为政治生活所证明。它既关注科学层面的真实，亦关注哲学层面的价值，始终诉求在政治活动中获得幸福的可能。“哲学”起源于希腊语“philosophia”，前缀介词“philo”类似于“趋向”，“sophia”是“智慧”，“哲学”是追求智慧而永远不能获得绝对智慧的“趋向于智慧”的动态发展过程。人类之所以追求哲学的思考方式，在于要智慧地完善人生，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体认主体价值。因为不甘于沉湎于“自我”的世界，人们总要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获得群体的认同，丰富哲学思考的广度，增加智慧生活的力度，在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之中获得自身的完整，哲学也总是或隐或显地关注政治价值提升的可能。 “政治哲学是运用哲学的一般原理与方法，研究政治世界的最深层本质与普遍规律的科学。”[1](P316)哲学探求超越现存人生境况的可能，其政治意蕴不言而喻，对哲学与政治内在关联的审视可以通过词源学层面的学理考察，也可以在人类思想史的典籍中寻找哲学的政治诉求及政治的哲学内蕴，对其间的关联作实践层面的解读则更接近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政治哲学已走过漫长的历史，经过激烈的争论与谨慎的对话，以积极的态度生长在当今时代，政治哲学的身份固然是思辨理念，但人们对政治哲学的秉持则体现出明确的生活态度，即使声明对政治生活没有丝毫热情，那也是以遁世的姿态表明自己对政治的理解，这种观念对他者的影响当然也具有政治价值。 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思辨起点可以追溯至柏拉图对苏格拉底时代的论述，政治哲学的产生与追问同在，追问的内容围绕如何获得更好的生活而展开，致力于对现存生活的超越，如果追问的目的在于改变现存生活，西方政治哲学对理念的迷恋则使其起点蒙上了一层迷雾。从古至今，以政治哲学为职业的哲人数不胜数，而政治生活几乎是所有哲人自觉或不自觉关注的主题，这种关注与对“人性”的理解密切相关，西方政治哲学在思考理想生活状态时总是以对人性的衡量为前提。“政治哲学的中心议题——最好的政治秩序，正确的生活，公正的统治，权威的必要依重，知识以及暴力——必须与其它关于人性的问题一同提出，后者涉及诸如人处于神兽之间的位置，人类心智的能力，其灵魂的限量，以及其身体的需求。因此，政治哲学的探究题材是在整合意义上的人类事务；政治哲学的所有问题都终将指向人之为人所必然面临的那个问题：什么是正确（当）的？如果我们要彻底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要为自己求取一个明朗的答案，我们便必然会面对形形色色的价值主张”。[2](P10)换言之，对政治哲学的理解不可或缺的是内在逻辑、思维方式和价值诉求的视角，而全部问题都要回归人的正当的生活之何以可能与如何成为现实。 马克思政治哲学是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重要“路标”，它脱胎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人学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固然对以往的政治哲学持批判态度，但其所表述的观点仍未走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苑囿。无论将“人”视为“自我意识”、“绝对精神”、“类”，还是“唯一者”，其理论筵席上摆放的都是“淡而无味的杂碎汤”，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仍在哲学领域经历法国革命。马克思当然得到黑格尔哲学的启示，也曾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表示赞赏，但他对人的深切关怀冀望于现实的社会变革。“对黑格尔来说，结果是确然的：绝对理念和绝对精神的最终胜利超越痛苦和颠簸生活的奴役；于马克思而言，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废除，解构所有不公正的境遇，探求建立在自由与合作友爱基础上的新社会。”[3](P294)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正是以实践人学确立改变世界的政治思想，超越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视域，此后在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层面的拓展正是对其哲学—人学变革的经验回应。 马克思政治哲学变革是从双重路径展开的，不仅表现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同时表现为价值论层面的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论述。一方面是从思维方式上彻底变革了自柏拉图以来的二元对立思维，从现成的思维方式走向生成的思维方式，从静止的本体论走向运动的实践论；另一方面则是从价值诉求上彻底变革了以往西方哲学家奉“自我”的自由为圭臬的人生价值，使政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为人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取而代之，将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汲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加以历史重塑。从政治哲学层面来看，马克思变革了西方政治哲学的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和社会契约论的思辨传统。普遍主义的应然思辨试图建构恒久不变的政治理念；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在弘扬主体尊严的过程中展开政治哲学的精神漫游；社会契约论将人们基于理性认同的“约定”视为医治政治生活诸问题之良药，却脱离审视现实政治生活的历史视域。马克思在经验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基础上赋予其现代性视野，立足于“改变世界”，使之成为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理论和人类学与时俱进的方法论原则。 在完成政治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同时，马克思还确立了政治哲学的价值追求，即从共产主义、人类解放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角度审视人类政治生活。从政治哲学层面来看，通过对“人的价值”的学理考察，马克思看到以往对“人”的价值诉求的实质是对劳动者作为特殊商品的状况的不满，可在“现实的个人”生活的市民社会中，人们无法摆脱现实的生产和交换，物象化逻辑是对这种状况的生动说明。但物象化机制并非人的实践生成的终点，“现实的个人”要成为“有个性的个人”，必然要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致力于生产关系的改善，获得属于自己的政治价值，对剩余价值的揭露充溢着人文关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展开使马克思政治哲学得以深化并获得实践的契机，“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