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篇文章在多模式比较视角中探讨了西方马克思学，在根本上，这是一个与苏联教科书体系表面对立的案例，并与后者一起构成两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解读模式。说它们是意识形态的，并非否定它们曾经拥有过的历史意义，而是说，它们应时代而生而最终忘却了自己所依赖的时代本身不会永恒，因此当它们努力地去占据超越一切的那个抽象的“科学”位置时，无论是否做过忠于马克思的表白，都无一例外地推远了马克思。对于这个案例进行历史审理的基本意义，张亮博士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如果缺乏对历史的自觉体悟，就不可能真正穿越历史语境所构建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及真正的科学。这不仅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所欲达及的目标，而且是由马克思本人提出内在于马克思主义之中真正的科学含义。因此，本文旨在进一步审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多样化的历史意义和当前研究的意识形态难题，由这种审理试图得出的结论是：今天必须直接提出从文本深处走向历史深处这个任务，摆脱以假想的“沉默”历史所支撑的主体假象，以文本的开放性打开认知可能未来的通道。 1.马克思主义从“一”到“多”的历史及其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提出的问题 全部工人运动的历史，内部争论可能占据了其显性位置。以第二国际为起点，我们看到，从标志其诞生的1889年巴黎会议始，整个国际就是吵吵嚷嚷大家庭。从策略上的争论（如总罢工、殖民地、战争、帝国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到原则上的分歧（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兴起），最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成为造成众神不和的那个苹果。而争吵本身甚至让多数人忘记了，国际团结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亦是它传播和推动的积极成果。最终，“十月革命”实践及其列宁主义原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正确的原则。不过，列宁主义的胜利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具体观点的胜利，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胜利，在具体观点上并没有给欧洲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非欧国家的革命提供现成结论。因此，在打开一个通道的同时，“十月革命”在多个方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快速分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中国等亚、非、拉美其他地域的崛起，具有浓厚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论述仍然借由实践获得了自己存在合理性的证明。特别是当“第三世界”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全球产生影响时，它亦开始“反哺”欧洲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了。20世纪60年代高涨的革命激情虽然最终平息了，但是其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却注入了“第三世界”的经验。因此，无论是中国道路的实践，还是非洲、拉美等地经验在理论上的投射（如不平等发展、马克思主义依附论等），抑或西方理论的自我转型，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成为百花齐放的事实。 因此，我们今天解读马克思时，必须首先面对马克思的多样性面孔，尽管这是一个难缠的问题。我们看到，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无疑也忠实地描述了从“一”到“多”的历史，承认“多样性”是个基本事实，但正统谱系之外的“旁门”只是作为既定的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的陪衬才获得自身的合理性，而那种框架的合理性一旦被挑战，“立场”便跃将出来横亘在各种新形态前进的道路上。这个难题是一个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难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惟一的科学，它就享有惟一权威的地位，应该具有惟一的面孔。 然而，这是一种误解，一种前马克思主义体系哲学的误解。这种误解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也缺乏对下述基本事实的清醒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封闭在一个体系、一堆语录中的做法，恰恰在根本上压制了它的科学性和历史开放性。当然，这种误解本身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发展的曲折道路（尤其是教条主义）相关，而在理论上，它始终不能充分理解下列基本原则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必须成为“一”，不仅因为其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而且因为它科学地判断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①并因此始终把宗派主义、机会主义作为自己敌人，但是它自己却不会以宗派自居。我们认为，这正是第二国际以来全球范围工人运动最重要教训之一，也是直到今天为止工人运动仍然面临的最重要政治问题。②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反过来假设已经存在对形势、策略都做出了惟一正确判断的马克思主义论述，而如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指出的那样，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意味着，在19世纪末之后，随着欧洲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地域经验的崛起，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获得多样性表述。离开这一点，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以亚非拉美其他地方经验为支撑的马克思主义言说，都不能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 然而，在理论和实践上，20世纪全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并没有完全解决上述问题。第二国际的内部分裂、苏联教条主义对其他社会主义道路的粗暴干预等。当然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特殊性，并且它们也作为一种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在政治上也成熟了，不再与其他地域经验竞争“正统”，而把本土的历史和未来置于当前的中心。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理论界也达到了这种成熟，恐怕有点过分自信。我们看到，在相关的研究领域，虽然立场不再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但是它仍然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优势地位。这不仅影响对那些多样性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准确评估，而且在根本上阻碍着我们在理论上充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是满足于从口头追问“哪个部分的”，而不是从行动上追问“究竟是干什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