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来，西方“马克思学”在方法论依赖的路径选择上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方面主要是从原来未发表或未出版的早期著作出发对马克思进行一种纯化的文本方式的研究，这种研究在方法上可定位于历史语境分析法，着意于马克思与同时代思想家之间的对话和碰撞以及“关键词”在具体文本中的运用；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历史语境分析法打碎传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所树立起来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线性进化史观，并由此在马克思的不同时段的文本之间以及马克思和他的后继者（恩格斯、列宁等）之间制造种种差异和对立，我们可以称之为差异分析法，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分析论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相对于其它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解读模式而言，西方“马克思学”正是以这种方法论上的优越性赢得了众多学院派学者的默识并使其在“价值中立”这个口号的包装下迅速地跨进了既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门槛之内，其主要人物也适时地成为了人们眼前的“学术明星”并被尊敬地称之为世界上最权威的“马克思研究”专家。 西方“马克思学”对所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提出了如下几个重要问题：首先，如何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已成为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与其他理论主体进行交流和对话的最大瓶颈，进一步说，这关涉到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并对其庞大的理论文本群进行定位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地方——如何对待马克思的早期和后期文本——形成了重大的理论分野；其次，面对诸多令人眼花瞭乱的“分野”，我们应该如何对其进行甄别？是否存在着可通约的标准？如果存在，当把它们应用于自身时还能否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这也是一个解释学上的难题。最后，我们能否以这种标准建立有竞争力的独立解读模式以摆脱理论的不自觉状态？这些都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正是由于此种原因，西方“马克思学”的个案研究才于今日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当我们带着西方“马克思学”所涉及到的这些问题在历史的当下去审视其自身时，却发现它仍然没有超出自身所试图超越的神话：同质性思想史建构的神话。 “两个马克思问题”也好，“马恩对立论”也好，本来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界域，这也是我们弄清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史的出发点。因为对于任何思想史研究来说，都不存在一个绝然的平滑式的思想逻辑进展，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思想内部的畛域之分与连续性的断裂正是思想家以新姿态面对自己的思的过去和其它全部学说及外部现实的“批判的武器”。然而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却最终把马克思的哲学学说无差别地一并归入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传统的洪流中去并最终确立了马克思哲学话语的伦理同一性。无疑地，这也是一种理性目的论的思维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西方“马克思学”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带上了“紧箍咒”：为了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这个创造神话的主要对手进行理论搏斗而流淌在他的理论无意识血脉中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种道德话语的先行嵌入性；这一法咒所折磨的无意识对象便是两个马克思问题和马恩对立论。 阿尔都塞曾用第三个科学大陆来概括马克思在思想史上所实现的颠覆与革命。除了反对历史主义而转向共时性的关系结构总体这种结构主义的理论工具策略的运演以外，他确实强调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其它学说的理论边界与思想异质性。按照现代认知科学的成果，认知主体在面对对象时总会持有一定的主体理论框架，如何保持这种主体理论框架的科学性是我们从认识论角度研究马克思哲学时遇到的最大障碍，而纯而又纯的科学性即使是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来说似乎也是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神话，阿尔都塞在区分意识形态与科学时最终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意识形态是人类根据自己的利益关系对生存条件的体验所无意识地设定的问题式，所以它的存在是永恒的。那么，马克思主义何以是科学？归根到底是因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保持一种理论的自我批判意识，它始终保持一种敞开了的理论视域。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之所在，如阿尔都塞所言，“马克思主义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和费尔巴哈意义上的绝对真理，而是一门从事科学探索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就不必再为解释其自身的成长过程或为解释它所推动的历史发展过程而陷于窘境：无论为了了解马克思从何产生，或是为了了解马克思有何创造，都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原则”。② 相对于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在内的研究模式而言，阿尔都塞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三个重要思想：第一，马克思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真理的探索者，所以马克思也有不成熟、踌躇婉转甚至犯错误的时候，也有一个在思想的道路上摸爬滚打并最终以自己的名义言说的过程，“人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开端”，所以“马克思既没有生下来就要当思想家，也没有选择要在由德国历史集中于大学教育中的意识形态世界中进行思考。他在这个世界中成长起来，在这个世界中学会行动和生活，同这个世界‘打交道’，又从这个世界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只是在于，他从强大的德意志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襁褓中成功地解放了出来并开辟了全新的理论阵地，鉴于此，我们并不能无区别地对待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在这个意义上，苏联解读模式里的那种语录摘编式的观点罗列与堆砌以及西方“马克思学”的那种把马克思前后期的文本放在一起进行的“以我（早期文本）为主”式的解读同样是非法的。第二，尽管在解析其成长和发展历程时，我们仍然可以以及必须动员那些在思想史（认识论）研究中普遍有效的形式方法，但是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上的革命的性质，采取低于这一学说水平的历史假设显然是非法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的下述论断具有警示作用：“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必须先具备与各种理论形态及其历史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说，必须先具备一种说明认识历史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过程本身是个不可或缺的循环过程，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第三，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已经为我们做好了一劳永逸的工作的理论大全体系，它甚至还处于“不完善状态”，“马克思通过创立他的历史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但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③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深厚的历史底蕴的基础上以时代所赋予的使命感把捉现在及其未来走势，从而保持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与实践作风，以“时代性内容、民族性形式与个体性风格”建构自己对当下现实的思想言说与批判改造。那么，马克思为我们所奠定的基础是什么呢？阿尔都塞别出心裁地提出了马克思的“总问题”即问题式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