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批评话语中，“模式”一词无疑是一种晚近的发明。在1989年以前，我们通常会质问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国际国内学者的“立场”究竟是什么，言下之意，马克思主义真理只有一个，很遗憾，它恰好就在我们手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作为真实主体的个人逐渐形成，个人的主体意识也随之觉醒。学术界自然是主体意识最先觉醒的地方。具有主体意识的学者们首先因其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不同地位而经验到了存在方式的独特性与多样性，进而开始在自由而开放的国际学术市场上任意挑选自己所喜爱的、个性化的学术资源。于是，从原本是唯一的集体主体中分化出了众多个人主体，均质的“立场”由此解体。学者们开始自觉地探索、建构个性化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就像承认、尊重市场过程中其他个人的存在一样，开始承认、尊重其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观。“模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舞台。它的出现表明，国内学界已经自觉不自觉地默认了德里达的箴言，肯定马克思的继承人是复数的而不再是唯一的。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在国内学界，张一兵教授是第一个开始用“模式”去审视、评价不同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学者。①尽管从现在的眼光看，他的“五大解读模式”比较梗概，未能有效覆盖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但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出发点。沿着张一兵教授开辟的道路，胡大平教授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模式及其一般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②并在此基础上对模式的一般问题进行了极富启发的论述。③依托他们的研究，我本人近年来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影响最大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的历史与逻辑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清理；二是对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的直接对立面的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初步梳理。在完成了这两个个案研究之后，我觉得，现在到了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的“模式”进行全面定义的时候了。 从诞生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已有160多年的历史。这160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恩格斯逝世是第一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断发展的阶段。从恩格斯逝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并在越来越广大的范围内得到实践，与此相对应的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基础开始破裂，由此出现了若干种不同的理解“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马克思主义既以极快的速度获得了空前广大的实践成功，又以极快的速度遭受了实践上的挫败，与此相对应，差异性的理解“模式”快速增殖，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成了一种“不可能性”。在历史的当下，当我们超越惟我独尊的意识形态定式，重新审视那些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模式”的时候，就会看到，不管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理解是否准确、是否全面，它们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因为它们都不是凭借思想，而是凭借自己对资本主义的不同历史经验形成自己的差异性“模式”的。换言之，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决定了他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不同的历史经验必然会造就不同的理解“模式”，尽管人们要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在存在层面上具有客观的唯一性。 众所周知，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大都或直接或间接接受过恩格斯的教诲，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更是他的长期理论助手。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观终究还是无可挽回地发生分化了。这是为什么呢？归根到底是因为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发生了分化。作为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之一，伯恩斯坦为什么后来会和自己的“同学”考茨基分道扬镳、成为一个修正主义者，从而在事实上创造出了一个修正主义的新“模式”？除了过去我们经常提及的政治背叛等因素外，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作为一名政治领导人，伯恩斯坦工作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因而清楚地经验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方面的新变化、新发展。因为这些新变化、新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未曾看到、甚至未曾预料到的，所以伯恩斯坦无法直接运用原有的“正统”来解释，最终不得不机会主义地选择以修正“正统”、发明“模式”的方式来适应现实的变化。作为第二国际时期唯一产生了积极后果的新“模式”，列宁主义兴起的基础同样在于历史经验的变化：作为正在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俄国的一个革命家，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自然不同于考茨基这个德国人；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因为他与考茨基经验、观察资本主义的方式不同，因而看到或发现了一些与考茨基的理解不完全相同的东西，最终形成了新的“模式”。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模式”为什么会快速增殖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向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各种具有自身独特性的资本主义历史经验不断涌现，它们不可避免地影响并重新塑造了人们的理解“模式”。一般说来，一种历史经验越具有代表性，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模式”的理论活力就越高，理论影响力就越持久、越广泛。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也就随之发展、变化，这时候，原有的“模式”与变化了的历史经验就会发生冲突，它的生命力就开始衰竭，“模式”的更新和再发明就成为了一种需要。 虽然“模式”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由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决定的，但在一种历史经验基础上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模式”，还和其他三个因素有关。 第一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期待。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是否能够实现？以及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人们的政治期待不同，可能形成的“模式”也就不同。在这个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模式”和西方“马克思学”“模式”的分野就很能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