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刍议

——兼论“物的依赖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雷龙乾,男,陕西华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西安 710062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现代性“物的依赖性”的症候入手,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物的依赖性”的普遍特质、发生机理和历史意义,从而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物的依赖性”的理论。从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历史上看,马克思的“物的依赖性”的理论虽然内涵十分深厚,其地位和意义却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其光芒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被所谓“五形态理论”遮蔽了。“物的依赖性”的理论堪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精华,对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具有极重要的思想价值。“物的依赖性”理论的当前意义主要是要正确对待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应该从人类历史长远发展的尺度认识“物的依赖性”,充分理解和积极利用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重建中国的现代性。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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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6-0060-08

      现代性批判和建构是当前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而马克思早在“1857-58年经济学手稿”(即“伦敦手稿”)中就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进行了独特、全面、深刻和富有远见的分析和批判,创立了以“物的依赖性”为标志性概念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当前,由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现代世界的全球化扩张,更由于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实践需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物的依赖性”的症状的分析日益凸显其重要意义。本文力图通过忠实阅读原著,深入领会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科学内涵和方法论意义。

      一、“物的依赖性”理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客观解读

      关于“物的依赖性”,马克思在“伦敦手稿”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1]107这段论述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它表明马克思已经完整、清晰和系统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使其“物的依赖性”的症候得到了全面、客观和深刻地解读和诊断,为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先,按其内在规定性,“物的依赖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普遍症候。

      “物的依赖性”是历史上第二大社会形态的特征,它既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又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的普遍特质。在这种社会形态里,社会关系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形成全面的依赖关系,第二是社会关系普遍物化。“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1]105这里所谓全面依赖,就是说,“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这种相互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媒介的交换价值上。”[1]105-106所以,哪怕是看起来是私人利益的东西,由于这种全面依赖,“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1]106。而普遍物化,使得个人往往依附或听命于外在的事物,“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1]108。在这种普遍的物化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1]110。

      这样的“物的依赖性”必然以“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1]105总之,以“人的依赖”的终结为前提。“人的依赖”是人类最初的社会关系形态,以人与人的直接依存为特点,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建立在血缘、感情、个性基础上的政治依附、暴力征服等情形。在这种形态下,人们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个人之间存在的是(自然发生或政治性的)统治和服从关系,其统治和服从的性质以家长制、古代或是封建的各种形式存在。虽然也有交换发生,但是这种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并未触及整个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而建立在生产力、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中介高度发达,利益关系日益深入地改变和形塑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生产中人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解体了,人的依赖被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所取代。这种生产者的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媒介的交换价值上。人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即表现为物。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是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这些个人。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1]174所以说,这已不再是“人的依赖”的社会,而是“物的依赖性”的社会。

      其次,按其发生机理,“物的依赖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32生产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凭借这种社会形式而对自然的占有,在社会现实中作为一个有机系统,与诸多因素相匹配,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1]40比如说,人们生产能力的提高常常可以表现为产品的丰盈、剩余、交换的时空扩展和交换手段的发达等诸多方面,而交换手段等的变迁又推进人们生产、生活的发展。

      “物的依赖性”就是由于商品生产和交换价值的发展,特别是由于货币制度的发达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形态。这个过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首先,产品转化为商品,已经与它的自然存在决然不同。为了对产品进行比较——对产品估价,就必须把商品看作一定劳动时间的物化,产品的交换价值与产品本身有着重要的差别。其次,在实际交换中,“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切属性,在货币上表现为和商品不同的对象,表现为和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相脱离的社会存在形式。”[1]94这样也就产生了货币与商品的自反或矛盾。一方面,社会分工和生产发展要求顺利实现产品向交换价值的转化;另一方面,“货币的权力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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