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7)02-0042-06 反现代性发展思潮是在反思和批判全球现代化运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以否定现代性为基本理论取向的社会思潮，它与现代性发展思潮的激荡与交融、冲突与整合，不仅是近代以来人类发展观嬗变的内在张力，而且直接决定着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演进的基本趋向。深入研究反现代性发展思潮，从理论上讲，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论演进的趋势与规律，为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汲取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从实践上看，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现代化的本质，厘清现代性问题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论域，增强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一 作为现代性发展思潮的“对立物”，反现代性发展思潮的兴起是“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走向自己的对立面”[1](P785)的必然结果。 尽管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和现代性发展思潮均发轫于启蒙运动后的理性觉醒，但在20世纪以前，反现代性思潮微弱的呼声一直为现代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强音所湮没。在近代西方“较为正统”的学术语境中，“现代性”即“发展”的代名词，不论是马克思、迪尔凯姆，还是韦伯、帕森斯等思想大师，几乎都把现代性当作可欲的价值目标予以追求。在他们眼里，现代性不仅意味着高度发达的工业、服务业和较为完善的市场化经济运行模式，还意味着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不仅意味着社会的高度分化与流动、高度发达的专门化社会组织，意味着个性自由、开拓进取、效率至上、能力本位等观念，还意味着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和理性化、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 反现代性发展思潮之所以能够进入西方主流学术语境，首先应归功于20世纪初的社会批判理论。进入20世纪，人们发现，现代性并非是人类无须质疑的自明之规定，这把利害并存的“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理性专制、人性淡化、精神空虚、生态灾难等人类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现代病”。于是，西方的一些社会批判理论家如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人先后从“科学意识形态”、“工具理性猖獗”、“单向度的人”、“物化”等这些畸形社会事实出发，发动了对传统现代性工程的反省和批判。然而，由于仍把现代性看作是人类的一项“未竞的事业”，这些社会批判理论家并没有真正走向反现代性的立场，他们对现代性的态度，与其说是一种“批判和否定”，毋宁说是一种“反思和重构”。 第一次以一种具体的理论形态出现的反现代性发展思潮是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新现代化理论。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和接踵而至的核阴影以及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新现代化理论发动了对现代性的全面反思和整体批判。在新现代化理论家看来，人类有理由而且必须相信，倡导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已经而且继续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他们指出，按照传统现代化理论设计的现代性路径走下去，必然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缺失和生态危机。他们强烈主张重新审定发展的价值和目的，认为发展本身不是发展的目的，不再具有无可置疑的“第一位”的价值地位，惟有“以社会和人的发展为旨归”的发展才是发展的宗旨和目的。 继新现代化理论之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以“对现代性的整体理论颠覆”而把反现代发展思潮推向高峰，使其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与现代性发展思潮相抗衡的地位。后现代主义者不仅延承了社会批判理论和新现代化理论对传统发展观现代性诉求的批判性质疑，而且以一种疾风暴雨的态势将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现代社会、现代文化中的各种弊病。在他们看来，启蒙运动所宣扬的进步观念其实只是“制度化的社会至上论”，是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在这种权力机制下，历史并不是朝向博爱社会进步，社会发展更多地意味着人文精神的沦落和缺失。现代性梦想的实现，同时也是现代性梦想的破灭。由于“现代派含蓄而不容更改地相信，自己就是终极时代”，所以“它被固定在一个黯淡无光的线性进程中，它能看到的只有终点无限的推延，而没有任何新鲜事物”。[1](P824)基于此，后现代主义者从“解构”理性出发，强烈主张否定作为发展主义目标的“现代性”、“现代化”以及主导了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整个西方工业文明，要求摘除科学、进步头顶上的光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助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速推进，反现代发展思潮迅速从欧美发达国家蔓延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思潮。在它的影响和冲击下，世界范围那种长期以来追求现代性的热望开始为一种新的反现代性的后发展思潮所取代。如今，以超越传统现代性的视角来探寻本国家、本民族的新的发展进路在全球范围内可谓是方兴未艾。不论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抑或是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其社会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中几乎都能窥见反现代性思潮的踪迹。 二 在20世纪这样一个以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反现代性发展思潮之所以最终能够成为时代“强音”，主要是其内在的思想锋芒使然。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孕育着诸多积极合理的因子，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现代社会客观现实的嬗变，反映了人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一种应然生存状态的价值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