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2007)01-0090-03 现代性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社会发展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对作为主流叙事的现代性话语进行了颠覆性批判。在中国，当20多年前“文革”结束后重提“四化”时，我们还只知道“现代化”这个词，并且对之神往不已，在上面赋予了或寄托着我们对于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全部期待与想象。但是，随着中国20多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的日益暴露，特别是由于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融入了世界，不可能回避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的时代语境，所以近年来关于现代性的反思异常活跃，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所关注。本文不拟泛泛谈论现代性话题，而是集中考察一下马克思对待现代性的双重态度。 一般认为，现代性发源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到18、19世纪初步形成。这是一个摆脱迷信、愚昧和专制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理性、科学和自由的过程，一个充满进步和乐观氛围的过程。我们知道，这个被称之为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直接谈论“现代性”，但他经常使用“现代社会”一词。他所谓的“现代社会”，实际指称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从这种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性初步确立，而其内部矛盾也逐渐暴露的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也是首先对现代性及其后果做出深刻反思的具有先知一般预言性的思想家之一。 在人们所熟悉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里，马克思对他所生活的时代作了描述。在这些文字叙述中，他并没有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但现在为人们所公认的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特征都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如大工业、城市化、世界市场等。[1]273-277特别是，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不断求变的本性，与波德莱尔通过艺术的方式所描述的现代性所具有的短暂性、瞬间性和过渡性特点如出一辙。[2]485那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代表的现代性的态度怎样呢？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物质财富的空前增长，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它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启蒙思想家曾经在他们的著作中许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华美约言竟然是令人失望的讽刺画。要言之，资本主义所代表的现代性是进攻性和掠夺性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对殖民主义的分析，来考察他对现代性的态度。 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一方面给被侵略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起着瓦解当地封建统治的进步作用，这似乎是一个矛盾。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掠夺时，异常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矛盾的性质：一方面，他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给落后民族所造成灾难和不幸，认为落后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1]762；另一方面，他又看到正是由于封建的、宗法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落后状态，使这种灾难变得不可避免。“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765历史不相信眼泪。我们对社会发展的把握更多地要依靠历史的理性分析，而不能仅仅停留于道德和情感的谴责。 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也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这种扩张是受资本的本性、受极其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是野蛮的和血腥的；另一方面，它又客观地造成了当地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766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时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768资本主义所代表的现代性虽然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但它本身又是现代性的积极成果。“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1]773 马克思也谈到英国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他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716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造成了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危机，“救亡”成为最紧迫的课题。为了挽救民族危难，一切势力甚至包括封建势力都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来侵略。但是，帝国主义的对中国的侵略所产生的效果是多重的：首先，它客观上起着瓦解封建统治的作用，这就造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1]691。其次，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枪炮而来的是西方资本的输入，它客观上促进了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并使现代意义上的机器大工业在中国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其主要代表就是新兴的民族工业。然而，帝国主义千方百计把中国纳入其世界体系，使中国成为其廉价的原材料产地、商品倾销市场和投资市场，新兴的民族工业受到西方资本的盘剥和挤压，发展艰难，这又造成了帝国主义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重压下发展起来的，具有反帝反封建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进步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