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2007)01-0088-03 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观念支配的，观念作为一种力量，不仅影响着政治，而且影响了人类文的影响也最为深刻。[1]1把进步视作一种观念、一种现代生活中至关重要的观念是毫无疑问的，而把现代性称作一种观念就不合适了。就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力量的强度而言，现代性是一种话语。 在欧洲的语言中，话语这个术语何时出现，尚有待考察。不过，我们知道，埃德蒙·伯克等人关于优美和崇高的艺术评论，标题中都使用了话语这个词。我们也清楚，话语概念的流行，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方法的流行，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福柯。[2]36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业已阐明，意义是一种意指的结果。而意指，既不属于外部世界，也不属于独立的个体，它是语言的属性。语言怎么表述我们的，我们就是什么样子；语言是如何表述世界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子的。在这种语言概念的基础上，福柯确立了话语概念。话语的基本单位是陈述，作为一种陈述的系统，话语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陈述构成的。话语具有建构的功能，它建构了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建构了社会关系和自我框架。甚至可以说，一个事物在被事物明确地表述出来之前，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真实的，它并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是同一回事。话语还具有排斥的功能。通过禁律、划分和拒绝，话语制造了真与假的对立。权力斗争发生在话语之内，真理是话语和制度运作的产物。简言之，话语是生产和再生产意义的社会化过程，变化着的话语实践是社会变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福柯明的每一个领域，如艺术、文学、经济和社会风俗等。在所有的观念中，进步的意义尤为重大，产生的研究表明，是性的、监狱规训机制以及心理学的话语生产了现代犯罪或精神病这些知识的客体，是权力／知识的制度支撑了“自我术语”。可以说，话语作为一个领域自我表达的手段，在其运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话语这个术语定型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性术语定型的过程。甚至可以说，话语这个术语，就是专门为现代性准备的。在极端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只有一种话语，那就是现代性话语。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而我们可以补充说，话语表现或再现了世界。由于现代性的话语，世界划分为传统世界和现代世界，文明划分为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人划分为古代人和现代人。显然，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话语，实际上是现代性话语内部的一种阐述罢了。即使是众说纷纭的后现代主义，也只不过是现代性的一种面相而已。[3]284-288后现代主义者欢庆现代性的终结，其实，它也不过是现代性话语中的一颗石子，未能摆脱它的控制和支配。如果说利奥塔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态》一书给人的印象是，一种新的、可以命名为“后现代”的知识与社会状态已经并正在到来，那么，他1986年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演讲则告诉我们，“重写现代性”这个标题比“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更为可取。[4]25-38 “殖民话语”和“权力话语”这两个词语组合，再好不过地表明了话语的力量。而殖民话语和权力话语，不过是现代性话语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已。话语就是权力。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福柯探讨了现代欧洲社会中监狱的诞生，以及它对于大众日常生活的普遍的启发意义。即：通过一系列悄无声息的压制、规训作用于人们的身体，决定了他们如何行动，如何看待世界。福柯对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研究，直接揭示了话语作为殖民势力所起的作用。以揭露东方主义而著名的萨义德坦言，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和《规约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话语观念对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萨义德《东方学》一书中所分析的，就是作为一种特定的话语方式的东方学如何制约了作为个体的东方学家的研究，西方殖民主义又是如何借助于东方学预设和虚构了一种关于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框架，然后再以它来建构东方和西方，最终使得现实的东方和西方符合其原初的虚构。 在英文中，discipline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名词，意思包括学科、训练、处罚；作为动词，意思包括训导、管教和处罚。汉译者把这个词译作“规训”，当是很贴切的。随着中国步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规训无所不在。从政治到经济，从学习到饮食，从健身到睡眠，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学科化了，专家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了。怎样的体重是合适的，怎样的身高是符合标准的，如何跑步，如何恋爱，获取各种各样的资格证书等等，这些都需要专家的指点。因此，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培训机构遍地开花，整容业蒸蒸日上。以至于有人感叹：活了这么多年，忽然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了！ 如此强调现代性话语的力量，并不意味着人们只能逆来顺受。福柯的话语概念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诊断和分析性的。在他的话语分析中，思想、批评和质疑三个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对于人们的作为而言，思想是自由。这是一个让人们拉开一段距离，把所做之事作为对象，作为问题加以反思的过程。”批评则是针对自我的，意在把我们的主体性变成自我反思的对象。批评“是一个历史性的调查，调查那些使我们成为自己并使我们认为自己是行动、思考和言语的主体的事件。”[5]思想也好，批评也罢，发挥的都是质疑的功能。只是，这些功能究竟能发挥到何种地步，依然有待考察。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问题更为复杂。一方面，向现代化迈进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选择；另一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相当程度上就是为现代性话语塑造的过程。与其说我们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现代性，不如说现代性话语“框架”了我们。20世纪以来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确立，事实上是确立了一套建构和重组知识的手段。被我们当作客体的东西事实上建构了我们。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就是基于这样的自觉：在西方哲学概念及方法被引进之前，是没有“中国哲学”这门学科的；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只是使这门学科成为“哲学在中国”，而始终无法做到使其成为“中国底哲学”。引发出来的问题可就大了：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哲学”这种东西？或者所谓的“中国哲学”只能是以某种取自欧美的“哲学的方式”解读中国历史上非哲学的文本才创造出来的东西（客体）?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与西方相对的“中国”愈来愈传统了。即使是后现代主义这样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努力，也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我们的焦虑。基于这样的反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人文学者就呼吁“从现代性到中华性”[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