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2；C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6-0026-10 话题一：学术规范与超越学科界限 陈嘉映：有这样一种说法，“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这个概括的准确性可以商量，但我认为学术和思想的确不尽相同。“从学术到思想”，这种转变有一个很大好处。90年代之后，专业研究者对于不是下过相当功夫的领域，基本上不可能写文章，当然更不可能去讲课，不可能去讲演，也就在饭桌上可以聊聊。所以，比方请一个人来讲唐史或者宋史，不管我同意不同意他的观点，觉得他高明不高明，但他一般不会骗咱们，他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这样一来也有个坏处，那就是人们一般不会对自己专业外的领域发表意见。我也许只敢谈维特根斯坦，而且只敢谈晚期维特根斯坦，甚至只敢谈晚期维特根斯坦和科学哲学或者和宗教思想的联系，学问就越做越专了。可是学无止境，你做得专，我比你更专，在这个小领域里，除了我谁都别说话，是吧？可我在另一个领域里不是专家，但我可能有某种看法非常有意思，甚至专家听了也觉得受启发。对此我有点困惑，怎么能够把两个好处都捞来，既有一个自己的专门领域，又能有时对专业外的问题说几句？ 干春松：这个问题似乎比较困扰着陈老师。最近有一次，陈嘉映老师、孙周兴和我在上海聊天，说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专业化时代如何关注超学科的问题。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学者的角色困惑。像陈老师，他算是做中国哲学的吗？他把维特根斯坦、把海德格尔介绍进来，已经成为我们大多数做哲学的人所采用的思想资源了。然后有趣的是，因为他基本上是用汉语写作的，他写完不是给老外看的，更多的是给我们看的，给我们看呢事实上有一个潜在的功能，就是让中国的学者了解或者是从中受到启发，但这有点令人想起金岳霖先生的“中国在中国”和“中国哲学”的话题，像他那样对中国人介绍西方哲学的人所做的工作是否可以算是“中国哲学”？ 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追问是在中国做西方哲学的人到底是属于哪一伙人呢？ 现在有很多西方哲学背景的人关注中国哲学的问题，如张世英先生、王树人先生，稍年轻的有张祥龙、赵汀阳等。就我个人的想法，应该让更多的学西方哲学的人来主动地说中国的事儿。就好像冯友兰先生那个时候如果他不写中国哲学史，而是由陈黼辰这样完全的中学背景的人来写，那么，《中国哲学史》可能会是什么样呢？或许这个学科就没有了。 学西方哲学的对于中国古典的文献也许不如我们做中国哲学的人那么熟，但客观的结果是，往往学西哲的人来说中哲的事儿能给我们搞中哲的带来特别多的甚至是我们自身无法产生的一些东西。 张志伟：的确，我也有这个体会。现在真的从不同侧面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比如说，开的会是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谈着谈着就说起来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的合法性到底在哪儿，就开始变成这个问题。这都是相关的。 陈嘉映：今天咱们的中国哲学这个概念跟比如说德国哲学这个概念不一样，跟法国哲学的概念不一样。法国哲学基本上可以定义为法国人做的哲学。虽然我可能是读胡塞尔的，我可能是读海德格尔的，但回到法国后我用法文写作，我就是法国哲学家。咱们不是那样，你读的是海德格尔，你就不属于中国哲学，虽然你是用中文写作。 李河：这几年我比较关注解释学与后解释学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论域涉及翻译问题，涉及嘉映所说的“语词”问题。在我看来，现代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是“中国哲学”的指称歧义性。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里提到，这个指称歧义对一般科学来说是不存在的。但哲学就不同了。比如说，什么是“中国哲学”？它是指所谓“原生态的”中国传统思想？还是指用现代西学的观点或现代性观念来解读的中国传统思想？或者是指“在中国的”西方哲学？总之，“哲学”前面所出现的那些地缘性定语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大困扰。在我看来，这些都涉及“哲学”的语词特性问题，而这种“语词特性”问题在翻译的语境下可以得到明确地表现。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一个靠翻译支撑的学术。我们现在所用的理论用语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谓“外语词”。我在阅读中国翻译的历史材料时注意到，近二百年来，西方人文献在总体上是以“外向翻译”或“输出翻译”为主导的。与此对应的是，中国人所谈论的翻译，主要都是“内向翻译”，也就是“接受性翻译”。这种情况在许多后发型国家中都没什么两样。所以翻译很少像季羡林他们说的那样是“双向的交流”。翻译作为一种思想和文本的传播活动，总是呈现出一种“单向”结构。 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这种翻译态势，使我们比西方人承受着更大的“地缘困扰意识”。对嘉映所说的那个“法国人”来说，他所面对的似乎只是一个单一的世界，他只需要用他的“母语”来写作哲学，而不必过多考虑“哲学”是否讲着一种不同于法语的语言。但对现代中国学者就不同了。他多半是需要具备一种“双语”或“多语”的能力来考虑哲学问题。当然，他尽可以对“西方”哲学漠不关心，以所谓“原生态的方式”谈论中国传统思想，但这种谈论是否“可流传”以至“可流通”一定会成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