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 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6)012-0001-08 一、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关注生活世界中的政治哲学问题 人类生活世界的危机与政治哲学问题的重新突出，确实是20世纪思想史、特别是近晚期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与趋势。无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制度性危机与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消费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尖锐批判质疑，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还是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复兴与纷争，新儒家的现代化转型，还有各种各样反对霸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替代性方案的出场，等等，这一切均表明了这一点。问题并不在于现代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生活，而在于现代社会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政治”(吉登斯语)。现代人的生活的最终极的方式是“政治的”(阿伦特语)，而政治的存在理由是一种人的自由生活实践。现代性的危机原本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利奥·施特劳斯语)，西方现代社会兴起于传统的神学政治权威的崩溃与危机，但今天社会的深刻危机就在于近代以来所确立的政治合法性的危机，是政治的现实功能的无能与神圣超验性的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关注与生活世界直接相关的政治哲学问题，它的当代意义与价值便无法直接而具体起来。反过来说，如果政治哲学研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便不可能达到应该具有的广阔而深刻的反思层次与视野。 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理论的三位一体，作为“两个必然性”规律与信仰的伟大发现者及其最强有力的实践者，它首先是以哲学的方式深刻地反思批判了现代性的最深刻的经济本质与物质根基，但最讲政治的马克思，却最缺少系统而清楚的政治理论概念，矛盾却是事实！马克思是在欧洲近代的政治哲学传统中思考资本主义经济必然王国崛起的意义。马克思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格局与模式中思考经济体制必然王国的扩张与人的生活世界的萎缩的问题——一边是启蒙哲学的公人与私人二元对立的假设，另一方面则是物化与人的解放之此岸与彼岸的对峙格局。马克思的政治概念停留在启蒙哲学的经济社会政治同步发展假设上，而其哲学的经济的理论则透视到人的政治解放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巨大的矛盾。马克思的经济学社会理论、哲学话语与政治概念之间是有矛盾与裂缝的，是不同步的。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概念境界通常提升得很为“高”、“灵”，那么，他的政治行动概念却经常落得很“实”很“碎”。马克思的很多面对现实政治问题(如巴黎公社)的思考是临时性的、策略性，而不是根本性的。他的“三位一体”最不发达的部分，恰恰是最有用的、对后来社会主义实践最有价值的政治国家学说。他只是一般地关注到了世界史背景下的现代社会上层建筑，却还没有对生活中和生产管理中的微观政治层面进行深入研究；他只是一般地历史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不可能具体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政治性的“空白”与“缺口”，就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留下了巨大的补充、解释、发展和争论的余地。第二国际的继承们经常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辩证法)这把刀子丢了，只剩下了一种实证主义的意义上的经济科学，而陷入了折衷主义、经验主义的政治无意识的迷宫之中。列宁的伟大在于，他看到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经济王国兴起的政治统治形式，以及经济与政治必然一体性的客观存在。列宁从资本主义的垄断集中极权的现代性统治形式背后看到了作为现实的实践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前景，这就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颠倒”与扬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阶！”但列宁对这种颠覆性的革命统治形式理解得过于简单理想而缺少反思性。而斯大林与苏联模式则加剧了这种颠倒过来的集权领导政治形式的缺陷，可谓对某种“片面深刻性”东西的更片面地认识。列宁是第一个高度自觉地从政治总体性层次思考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那里，一切社会现象都是要放在政治战略性的视野中来透视与判断的。列宁的问题则出在他对现代性的政治与经济的体制化科学化管理统治之二重性缺少深刻的哲学反思。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斯·韦伯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因为他第一个深刻地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哲学的虚无与悲剧的本质与前景。他预见到了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后果就是国家的官僚制度和巨大的经济组织结合成一个统摄一切的超级官僚制度。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建立在法律上的国家交织为一体。它能够把社会中全部的个人自由和创造性消灭殆尽。这实际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死亡。 由于受到韦伯式的深刻悲观主义与工具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所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政治不再具有宗教与道德意义上的“善”，而只是一种技术化的、价值中立的合理性。正如阿伦特说的“政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改造世界，而问题是要思想我们正在做了些什么”①，我们不是生活在某种理想中，而是在某种具体的境况中。所以哈贝马斯、伽达默尔、罗蒂等等从各不相同的方式共同看到，所有现代哲学的问题最终都导向了一种实践哲学问题。或者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现代性的危机表现或者说存在于这样一宗事实中：“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的”。现代性的特点是一种世俗化的圣经信仰。它不再希望过天堂的生活，想用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②。 在此语境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就在于，它不把经济必然王国的繁荣与盲目扩张，不把生产力的量性膨胀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理性完善看成实现人类政治生活自由解放的直通车，而是指出现代性的本质矛盾是客观的抽象体制对主观与感性具体生活的异化统治。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导致了政治的危机，进而政治变得科学化管理化合理化而失去了伦理道德的内容，但由此加剧了日常生活的虚无与危机。因此需要基于人类生活自身的政治思考。从此，政治实践便不再是作为经济内容的表现的理性形式，也不再单纯承载某种历史进步信仰的践行的重负，而是保护与维持生活世界自身权力的能动的独立的反思的活动过程。 二、超越市民社会直观的现代生活哲学批判 大体上说，西方哲学的现代形态是后形而上学思想，其标志之一就是所谓反本质主义的“生活世界转向”。现代哲学“面向生活”是因为生活本身成了问题，人类“无家可归”了。所以，现代的生活哲学都是对现代性危机与困境的一种反思。马克思哲学的“生活面向”就是“作为现代性危机诊治的历史现象学”。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意义与其说是发现生活是“自明的”、“直接的”、“原始的”本质事实，而毋宁说是发现了生活的历史性、被构成性、颠倒异化性现象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面向，既不是世俗的物质诉求，也不是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对生活不幸现象的一种的道德人性批判，而是站在对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基础、虚无主义本质进行超越与透视这样的历史高度上重新思考新生活政治形态的可能性。马克思“面向生活”的后形而上学哲学思想革命，所“超越”的形而上学传统不仅是黑格尔的显性的泛逻辑主义知性思维，而且是隐性的近代市民社会(周围生活界)“直观经验”与工业主义社会的历史想象。易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生活批判哲学，是超越现代性阴影的一种辩证历史想象，而不是囿限于近现代市民社会政治经济现实和文化意识形态“之中的”一种抽象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