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性到现实性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南湜,1953年生,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天津 300071);   王新生,1962年生,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始于世纪之交。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主要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主要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政治哲学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关于政治哲学一般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和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原因的阐释;第二个层面是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之发展趋向的研究,如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问题的研究;第三个层面则是基于中国经验对于政治哲学中重要问题的研究,如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研究,关于政治哲学中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维度的关系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虽然有待深化,但已展现出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前景来。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7 年 03 期

字号:

      自上个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政治哲学在西方世界已成为显学;在中国,近年来政治哲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赫然成为了一种中心性话语。如同西方一样,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存在着诸多流派,但与之不同的是,在诸多流派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有着其他流派所不可能具有的特殊地位,它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政治生活也就有着其他流派多不可能具有的影响,因而需要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本文便是意欲对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做一简要考察,探明其发展的趋向、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以便能对其进一步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笔者以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便是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政治哲学的转变。因此,要说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我们便必须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谈起。

      为了在一种比较开阔的基本理论框架内展开讨论,我们需要从理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开始。可以一般地把政治哲学定义为对于政治生活的哲学反思。政治生活的特点一方面是对价值性的追求,另一方面这种价值性的追求又是受到既定的条件即事实性的限制的,是在事实性限制的范围内对于价值性的追求。这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种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须在其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当然,就理论描述的可能性而言,政治哲学中的事实性应是指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所具有的那种稳定的事实性,而不是一种处于急剧变化时期的没有稳定的社会结构的那种不稳定的事实性。基于一种不稳定的事实性是无法构造起任何具有确定性的理论的,而理论必须是确定的。政治生活中事实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就可能性来说有两种:一是使事实性服从于价值性,即价值完全理想地实现,此为理想性统一;另一种是事实性与价值性互相妥协而达成某种一致,即价值在事实性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地实现,此为现实性统一。由理想性和现实性这两种不同的统一方式所建立的政治哲学,可称之为理想性的政治哲学与现实性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史上的绝大多数政治哲学理论是倾向于现实性的统一的,但也有不少政治哲学家在探讨一种理想性的统一。

      事实性又可分为内部事实性与外部事实性两类。通过改变内部事实性即借助教育改善人性以实现理想价值,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目标。而通过改变外部事实性以实现价值性与事实性之理想性统一的,则无疑当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即马克思的理想性的政治哲学为典范。不同于柏拉图,马克思并不认为内部人性事实性是限制理想价值实现的根本障碍,而是认为人的本质是受外部条件的制约而历史地改变着的。在马克思看来,物质性生产劳动是人类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活动,正是通过物质生产劳动,人类不断地改造了外部事实性条件,尽管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工业社会的发展,开辟了生产力发展的无穷可能性,而在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通过社会革命,就可以实现向理想社会的过渡,并最终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涌流的前提下,极大地缩短工作日和极大地增加自由时间,建立起以人的能力自身发展为目的的自由王国或目的王国,实现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理想的统一。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革命将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时获得胜利。由于这些国家已经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因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只需要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即可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已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仍在按劳分配等方面保留了资产阶级权利。关于这个过渡时期的政治特征,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无产阶级在这一过渡时期的任务,便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②。而“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无产阶级“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③。显然,在马克思看来,这样一个剥夺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统治的过渡时期只能是一个短暂的、处于急剧变化的社会时期,而非一个独立的、有着稳定社会结构的社会发展阶段,因而这一时期在政治生活上也必然是非常规的、处于急风骤雨式的革命转变状态之中的。对于这样一个剧变时期的政治生活的描述,既然其变动不居,便无法像对于一个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那样,为之建立一种政治哲学理论,而只能用非常规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名之。在西方政治史上,“专政”一词正是起源于对于非常时期非常规政治行为的刻画。④ 因而,这样一种关于短暂的过渡时期的论说,便是从属于关于理想社会的理论的,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这样,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便包含两部分内容,即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和从属的关于过渡时期的政治特征的理论。

      但当人们试图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时,却发现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一种理想性的理论与现实历史发展进程存在着很大差距。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首先实现的,而是在东方落后国家中首先获得成功的,而这些国家并不具备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大多基本上还处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水平上,其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化的程度也很低,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之对象的资产阶级与作为革命之动力的无产阶级并不占人口的多数。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如何实现从这种水平的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当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提出来了,但不难发现,这是两种不同条件下的过渡问题。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是一个短暂的时期,而后人所说的过渡时期却有逐渐加长之势。起先,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人们都曾乐观地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在几十年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斯大林在继1936年宣布“基本实现”社会主义之后,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又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甚至提出苏联“二十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在一些讲话中也曾经乐观地认为,可用几十年时间建成共产主义。但后来则逐渐认为过渡是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过渡时期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关系问题。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