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409(2006)12-0015-06 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从黑格尔哲学开始，经过费尔巴哈，最后形成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变。一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到一般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到一般社会主义；二是从一般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转到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如何看待这两次转变的关系？二者是截然有别，甚至存在认识论上的断裂，还是相互衔接，有机统一？费尔巴哈在其中的作用如何？在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还是费尔巴哈的作用无足轻重，马克思是“通过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自觉地踏上历史唯物主义道路的”？另外，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关系如何？能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因而否认辩证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科学概括？为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重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是很有必要的。 《批判》是马克思于1843年3月到9月底在克罗茨纳赫写下的一部篇幅巨大的未完成的手稿。该手稿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阐述国家问题的部分作了全面的批判性分析。其中对第257至260节的批判部分散失了。现存手稿从261节开始至313节中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标题是1927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首次发表时加上的。 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动因 1843年夏天以前，马克思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是黑格尔哲学的信奉者。《批判》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第一部著作，是马克思离开黑格尔唯心主义，实现哲学世界观第一次转变的开始。 青年马克思走上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道路，决不是内心激动的产物，也不是纯粹理性推演的结果，而是如《马克思恩格斯传》的作者法国学者奥古斯特·科尔纽所说的：“到1848年为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是由他们要评说的、摆在他们面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决定的”。[1] (P249) 科尔纽的这一概括是切合实际的。对于为什么要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曾经有一个说明。 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解释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2] (P31、32)。 引起马克思“苦恼”的所谓“难事”，是指《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所目睹的社会现实与自己头脑中黑格尔理性信仰的矛盾。 在黑格尔看来，在人类历史上起支配作用的是精神力量，即黑格尔所谓的世界观念。因此，国家、法律都应受理性规律的支配。但是，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看到，莱茵省议会的立法过程不是如此，在整个立法过程中，是土地所有者、森林所有者的利益占了上风。立法者根本不是从理性出发去立法，而是从地主、资本家的利益出发去立法。在这过程中，理性显得软弱无力，束手无策。 这一矛盾的发生，对青年马克思原先的哲学信仰的冲击是巨大的。然而要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黑格尔哲学这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决非易事，特别是当它已成为支配他思想的基本信念时，要与之决裂，就更为困难。对此，马克思曾经说：“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3] (P134)很显然，《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还没有找到打开黑格尔哲学枷锁的钥匙。 为了弄清使自己苦恼的问题，马克思于1843年3月退出了《莱茵报》编辑部，并由此开始了创立自己新哲学的探索历程。《批判》就是这种探索的第一个重大成果。 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想前提 《批判》的写作是得益于费尔巴哈的影响，还是得益于马克思自己的独立探索，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学术界历来存在不同认识。这个问题只有放到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第一次转变的具体历史进程中，才能获得正确说明。 费尔巴哈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早在1839年8月30日至9月9日在《哈雷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就标志着他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公开的、彻底的决裂。随后，他于1841年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特别是1843年2月发表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更加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 《纲要》写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4] (P115)因此，“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4] (P102) 费尔巴哈的这一唯物主义颠倒方法对马克思写作《批判》是否发生过影响呢？应该说，这是毫无疑义的。 1843年2月，费尔巴哈的《纲要》一发表，马克思就读到了它。这可以从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致卢格的信得到证明。在信中马克思对《纲要》作了如下评价：“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像在十六世纪那样，除了有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5] (P442～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