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6）05—0030—07 安托尼奥幽默地说：“尽管马克思被宣布死了好多次，但是他似乎总能够一再地从灰烬中升起。”[1](P2) 马克思一再地被人们回忆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成熟文本和大量带有探索性质的手稿阐发的卓见触及当今的现代性困境之实质，提供了探索现代性的理论资源。此处立足于马克思生存论的哲学范式变革，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现代性命运的视角。 一、现代性与意识哲学的内生关系 现代性远远不是已完成的存在物，不是一段死去的历史，而是依然向未来伸展的不断变换面孔的现实，构成我们时代的总问题。它渊源于西方的理性主义，蔓延到当今世界最边缘的地带和角落。从基本精神和文化价值取向的角度看，现代性之根本点可以归结为理性和主体性；从生产方式和制度规范的角度看，可以把现代性理解为技术强制和资本原则。近代以来，理性主义及其主体性内核乃是意识哲学的代名词，意识哲学构成技术与资本的形而上学根源。所以，现代性和意识哲学不是偶然的外在牵连，而是内在地关联在一起。换句话说，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就是意识哲学，意识哲学乃是现代性的“根”。海德格尔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哈贝马斯指出：“对海德格尔而言，现代开始的标志是笛卡尔提出的意识哲学。”[2](P156) 在精神原则层面上，现代性被等同于理性精神和主体性意识，这一点有其来源和根本合理之处。福柯认为，启蒙运动是开启欧洲现代性的特殊事件。启蒙运动的根本目标在于摆脱神权的束缚，运用理性的标准评判一切。康德准确地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3](P22) 也就是说，启蒙意味着自我解放。对于启蒙哲学家来说，尽管他们批判神权传统的道路是歧异的，但是这种道路不是纯粹的离散，而是有一个汇聚点和中心，这个共同的力量中心就是“理性”。这一思想事件的后果，就是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旧的世界结构的拆除和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彻底改变，就是现代性状况的确立。 理性原则确立意味着世界的祛魅和主体性的弘扬。韦伯认为，这个时代的理性化和理智化表现在人们的以下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4](P29) 自然界不再是神秘的造物，而是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认识的具有内在规律的存在。从此，人不再痴迷于上天的事物，而是把目光转向尘世。黑格尔指出他所处“现代”的特征：“人的目光是过于执著于世俗事物了。”[5](P5) 上帝的隐退导致人的地位日益凸现。人不再是自然界的一个普通主体，而是成为世界的“支撑”和“根据”，成为世界的“主人”。自然界作为一个纯粹的研究客体，乃是主体的对象。 近代意义上的理性和主体性恰恰是意识哲学的实质。笛卡尔的确定性寻求确立的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途经康德对理性能力的批判考察，最后到黑格尔的主体性哲学，构成意识哲学的完整过程。黑格尔哲学作为意识哲学之完成，凸现了主体性这个现代的原则。所谓“主体性”，意味着“自由”和“反思”。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黑格尔这一概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个人主义：在现代社会里，每个独一无二的个体都自命不凡；二是批判的权利：现代世界的原则吁求，每一个人都认可的东西应当向认可者显示自身的值得认可的内容；三是行为的自主性：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现时代的特征；四是唯心主义哲学本身：黑格尔认为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或自我认识的）理念乃是现时代的任务。[6](P17)，可以说，哈贝马斯准确地抓住了黑格尔主体性概念的实质。 在生产方式和制度规范层面上，现代性表现为技术强制和资本原则的泛化流行。一方面，技术强制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人要求通过自己的力量主宰一切，尤其是征服和控制自然。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突破和提高满足了人们的这种要求，因而，人们迷信技术的能力如同中世纪迷信上帝的能力一样。人们相信，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人类的进步和福祉。海德格尔洞察到了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本质，他说：“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7](P885)这里的“现代形而上学”，实际指的就是意识哲学。另一方面，资本原则构成现代生活的统治力量。生活世界经过理性的抽象和提炼之后，还原和简化为一个逻辑的枯燥的抽象世界，一个被设想为具有内在规律的合理化世界，一个形式化了的数学世界。在这样的一个抽象化形式化合理化的世界中，内容消失了，物与物之间的质的差别没有了。一切转换为单一的交换价值，成为可以量化计算的对象。货币就是万物（商品）量化的尺度和彼此之间交换的媒介。货币和万物商品化使得资本的增殖成为可能。而且，资本增殖现在不仅仅可能，进而已经到达了这样的程度，使得人的一切目的性活动颠倒为生存的手段。资本具有了内在的自我生长的生命力，成为现代世界支配和控制一切的决定性力量。 不论是作为精神原则的理性和主体性意识，还是作为生产方式和制度规范的技术强制和资本原则，都是现代性的本质体现。这两个方面在后来的演化流变中，发生内在的分裂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只是现代性内部紧张的表现，就其形而上学基础而言，同样归属于意识哲学。哈贝马斯试图解决现代性的困境和内部紧张，提出置换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即以“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走出主体哲学。所谓的主体哲学，不过是意识哲学的别名而已。且不说哈贝马斯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命运，就其对现代性的哲学基础的认识而言，无疑归结为意识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