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人八十多年的历史征程中，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是其历史地位根本转变的标志，中国共产党由一个为夺取全国政权而浴血战斗的革命党，变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来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这一根本性历史转变，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将由推翻旧世界的暴力革命转向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从此要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随着主要任务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指导思想，也必须发生与之相适应的转变，即由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的转变。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革命战争年代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革命哲学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去重新探索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哲学理念和新思维方式。 实践证明，由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转变的曲折性，丝毫不逊于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地位的转变，其难度甚至更大。这里既涉及人们对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转变必要性的自觉认识程度，同时更与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这一哲学观念、思维方式转变本身的特点密不可分。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诞生，也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丰富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合理性作哲学论证，阐明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发展规律及其历史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任务。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马克思曾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①。恩格斯也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他证明，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底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由此便产生了适合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现在这个世界观正在全球环行。”② 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的历史使命就在于从思想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哲学从来就是一种革命武器，一种解决无产阶级及人类解放过程中革命问题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的分析研究，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集中回答了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发生？怎样发生？革命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最终目标是什么？无产阶级怎样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等一系列社会革命问题。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正面阐述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社会革命的理论，并且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的发展，做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根据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理论对社会革命发生的条件做了全面的论证，指出在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来到”。并且，就社会革命发生的条件作了规律性的断言，即“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③。马克思倾毕生精力写作的《资本论》，则更是通过严密系统的科学分析和逻辑论证，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说明“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④。恩格斯同样谈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⑤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个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危机所酿造的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尤其是俄国、中国这些国家无产阶级争取解放和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实际的革命运动需要革命哲学的指导，革命的实践呼唤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哲学也就在这个时候，适应世界革命潮流发展的需要，开始突破欧洲范围，在世界各国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革命哲学，对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成为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革命领袖发动革命、指导革命的行动指南，改变了许多国家的命运和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列宁、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都非常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哲学运用于本国的革命实践活动，并且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列宁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主义同样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著名论断；他还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特征的把握，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并且把这一理论变成了现实，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学说。 列宁一生的哲学活动都是为了解决革命的实际问题。他的哲学活动是其革命活动的一部分。列宁重视辩证法。因为，在他看来，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列宁研究辩证法，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发展作哲学论证。为此，列宁的辩证法研究，始终是围绕着革命的战略、策略和形式、方法问题进行的，始终是在与各种反对革命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展开的。例如，在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中，列宁以马克思的矛盾学说为武器，深刻揭示了客观经济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指出内在矛盾的对立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在批判民粹派无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错误观点时，列宁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把社会看作活动着的、发展着的活的机体；二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社会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述社会现实发展过程。 在与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列宁着重阐明的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辩证法思想，突出了“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这样的辩证法基本原理；系统阐述的是革命斗争形式的辩证法——第一，马克思主义者“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第二，“在经济进化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第三，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随着群众斗争的发展采用新的斗争形式；第四，斗争形式不是在书斋里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第五，马克思主义要求“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