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5-0016-07 可以肯定地说，罗莎·卢森堡确实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阶级的真正统一不是静态的、理论性的、“事先”决定好了的，而是在革命风暴的具体过程中形成的。这一观念是她阐发激进政治行动主义或行动优先理论的基础。实际上，拉莫正是“猎取”了罗莎·卢森堡的这一观念，并以此作为其发挥所谓偶然性的建构逻辑的张本。不能说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根本没有建构主义的因素，也不能说罗莎·卢森堡对自发性的表述中没有给偶然性任何空间，关键在于，在一个怎样的理论构架中、怎样的分析范式中处置它们，并将这种建构性引向何方，将这种偶然性看得有多大？从拉莫的主观愿意出发，他们当然希望偶然性逻辑在罗莎·卢森堡那里起得作用越大越好。但事情并非总是随人心愿，更何况人为地“篡改”的事实也与“自发性”的本义不相符。因此，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拉莫的行文中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大起大落”现象：他们先是振振有词地确证罗莎·卢森堡触到了偶然性逻辑，并且这种逻辑俨然已发挥了它特有的功效。这似乎让人依稀产生一种朦胧的期待：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接合逻辑宛如发育完好的胎儿就要分娩而出。然而，就在令人激动的时刻即将来临的一刹那，拉莫突然吹响了哀伤的号角：本来要发出第一声啼叫的婴儿却由于某种原因而胎死腹中。 对于拉莫的这种“跌宕起伏”手法，诺曼·杰拉斯无比愤慨。在他看来，拉莫对罗莎·卢森堡的“表扬”不仅不地道，而且原本就是一个歹毒的阴谋，这岂不是先把罗莎·卢森堡抬升到最高点，然后又突然丢开手吗：“这个表扬，罗莎·卢森堡不要也罢，因为它不过是指责罗莎·卢森堡犯了二元论错误的序幕”[1] (P61)。拉莫当然不会承认他们在“暗算”罗莎·卢森堡，更不会承认他们故意悬设了一场虚惊。按照拉莫的解读，问题出在罗莎·卢森堡身上：她使出浑身力气拉满了大弓，最后却没有将箭发射出去！既然已经把象征的多元决定看成是统一种种斗争的具体机制，那么，“自发性的那种逻辑看来似乎意味着作为其结果而出现的统一主体类型(由于不是在多元决定过程之外被决定了的)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不确定的”[2] (P11)。质言之，如果断定政治主体的统一是在具体斗争过程之中生成，而不是在斗争之前就严格地决定了的，那在理论上，这种统一是何种统一应该是未确定的，“但是，问题出现了，因为，对于罗莎·卢森堡来说，多元决定的这一过程却构成了一个非常严格的统一：阶级统一”[2] (P11)。即是说，在罗莎·卢森堡那里，主体统一的性质或类型已经没有变化的余地，已经别无选择，已经不言而喻，它是铁定的，它一定是阶级统一。在拉莫看来，问题正出在这里：为什么就是“一定”的呢？“为什么就不能超越阶级的局限从而导致部分一致的主体统一类型(它的基本规定是大众或民主)的建构呢”[2] (P11)？ 拉莫认为，恰恰在这个地方，罗莎·卢森堡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工人阶级的统一是在革命的多元决定过程之外业已铸就的基本事实，那么，无论政治斗争还是经济斗争都不外乎是这种已形成的统一性的对等表达(或者说是既定图式的一种演示)，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无须谈论革命主体的阶级特性问题，它本身根本就不成问题，因而也就根本没有所谓建构的问题。反过来，如果政治主体的统一是在多元决定过程中具体构成的，那么，这种统一自然不能脱离自己得以型构的过程，可是，它缘何在构成之前就已完全成形了呢？显然，过程本身的始源性的生成能力与过程之外的先验建制形成了一种难解的紧张对峙关系，而罗莎·卢森堡又不愿有所偏废，不肯舍弃任何一方。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罗莎·卢森堡宁肯自己一再阐发的自发性逻辑受到阻滞而断然不肯放弃过程之外的先验建制呢？换言之，过程之外的先验建制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拉莫指出，尽管罗莎·卢森堡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思考过)多元决定过程所构造的主体一致性与主体的阶级立场之间何以必然“重叠”这一问题，但是，从她的思想背景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她所深信的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保证”了革命主体的主体性与其阶级性的天然一致和完全重合。即是说，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蕴涵的必然性逻辑为自发性逻辑提供了一条必须接受的“路线图”——自发性逻辑无论怎样自主“跳跃”，它终究跳不出必然性逻辑的“掌心”。正缘乎此，拉莫不无感慨地说道，“结果，自发性逻辑的创新作用看起来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严格地限制”[2] (P12)。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拉莫的解读中，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不再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悖论，不再是铁的必然性与主体干预之间的矛盾，而是政治主体统一性构成中的建构性与先验规制之间的两难困境。 从满怀兴致地“发现”自发性的意义“超出”，到略带败兴地叨唠自发性的“受限”，表面上看，拉莫似乎生出了无穷的遗憾，平添了浓浓的忧愁，因为那个女革命家竟然在最丰收的地方造成了严重的饥馑，还有比这更让钟情于“所指超出能指”的后马克思主义骑士惆怅的吗？还有比这更让心系自主建构的“霸权接合实践”的后马克思主义旗手郁闷的吗？然而，这终究是拉莫的一种高超的书写策略：就在这艰涩难行之处，将要峰回路转，将要柳暗花明，将要妙笔生花，将要奏响他们对罗莎·卢森堡解读中最为“华彩”的乐章——即著名的“双重空场(a double void)”说。如果仅有意义的“超出”而没有意义的“限制”，就不可能形成“双重空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拉莫对罗莎·卢森堡进行的是“双重解读”——既解读出了意义的“剩余”，又要解读出了意义的“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