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自发性概念(上)

——论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

作 者:
周凡 

作者简介:
周凡,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北京 100032   周凡(1966—),男,河南省息县人,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视野之下,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被定性为客观主义的宿命论而遭到清剿式的批判。拉克劳与莫菲彻底扭转了这种高压指摘的一边倒态势,把长期以来被视为罗莎·卢森堡理论污点的自发性概念拨正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积极理论资源并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解读。同宿命论指控将自发性纳入坚硬的必然性的做法截然相反,拉克劳与莫菲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当作寻觅偶然性的“黄金领地”。但是,他们寻求的偶然性,不是作为革命运动之起因和必然性之表现的辩证偶然性,而是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主体身份建构时的偶然性。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作为政治统一性的建构机制的偶然性逻辑受到多元决定过程之外的必然性逻辑的严格限制,从而导致了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和“双重空场”。只有勇于面对偶然性并实际地承认偶然性逻辑在形构政治一致性的作用,才能走出罗莎·卢森堡式的困境,才能填补失效的必然性退场后形成的空场,而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7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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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4-0017-06

      在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拉克劳与莫菲(以下二者并提时简称为“拉莫”)把他们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命名为“霸权概念的谱系学”,而这一谱系学探察以“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为起点。如此一来,他们对罗莎·卢森堡解读实际也就成了人们进入“拉莫版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一道“门坎”。跨不进这道门坎或者经过时略有磕绊,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影响到对后马克思主义堂奥之义的把捉与会意。这不禁让人想起黑格尔关于哲学开端的论述:“要找出哲学的开端,是一桩困难的事”[1] (P51)。然而,找出开端毕竟是哲学家的事,对于读者来说,理解哲学家何以会选取某一开端似乎比设置开端要困难得多。拉莫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这不仅在于他们出人意料地以“革命之鹰”作为解构的首选对象,并从她这里寻求后马克思主义根源是否会招致各种非议与排斥,也不仅仅在于他们是否有意以此方式暗示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深切关联,而主要在于他们把长期以来被视为罗莎·卢森堡理论污点的“自发性概念(concept of spontaneism)”拨正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积极理论资源,并做出了别具一格的解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理解拉莫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独特阐释,也就无以领会此一开端设置的依据,更无法理解拉莫所谓谱系学考古的意义所在。本文拟就拉莫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解读的路径、特征、方法做出具体的描述,并对这一解读的合法性及其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作出相应的评价。

      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视野之下,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是必须加以剪除的原罪式概念,因为罗莎·卢森堡的许多错误——在关于组织问题上的错误、在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联合问题上的错误、在《论俄国革命》一书中所犯的错误,等等——如果从理论根源上深究的话,无不与自发性理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正是出于这个缘由,长期以来,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一直严加诛伐,对其定性也格外严重:一是低估革命理论的作用;二是否定党的领导。而罗莎·卢森堡论述自发性概念的所有文本——《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社会民主党的危机》(1916)、《论俄国革命》(1918)——也都无一幸免地遭到批判。就连十分强调主体原则的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也基本上沿用同一罪名对罗莎·卢森堡展开批判。

      这种清剿式的“大批判”是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作出宿命论解释的政治结果。所谓自发性概念的宿命论解释,就是把自发性理解为不受任何人为干预和影响、自然而然发生的必然性状态。从罗莎·卢森堡的文本中找出支持这一解释路线的论据似乎并不特别困难。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罗莎·卢森堡这样写到:

      如果说俄国革命对我们有所教益,那么这首先就是:群众罢工不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凭空‘决定’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的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因此,不是对群众罢工有无可能性和利弊进行抽象的冥思,而是通过对现阶段阶级斗争中造成群众罢工的那些因素和社会状况进行研究,换句话说,不是从意愿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作主观的判断,而是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的根源进行客观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和讨论这个问题[2] (P39—40)。

      由于罗莎·卢森堡在这里特别强调要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对群众罢工的根源作“客观”的考察,而且在此前关于组织问题的文章中,她毫不含糊地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斥责为“同俄国社会主义思想开玩笑的主观主义”[3] (P517),所以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就不无根据地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归之于一种“宿命论的客观主义”。

      当然,如果自发性的客观主义内涵仅仅表现在群众罢工相对于导致其爆发的一定“社会状况”所表现出来的必然要发生的趋势,这种客观主义还不能说是“宿命论的客观主义”,因为人为的因素并非一定不可以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作用。苏联官方的正统理论家之所以能把宿命论的罪名稳稳当当地扣在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上面,是因为他们把罗莎·卢森堡对客观历史规律的信奉以及对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论证与自发性概念高度贯通在一起。弗雷德·厄斯纳甚至认为,罗莎·卢森堡“在为资本主义必然破产理论辩护而反对伯恩斯坦的过程中,她发展了一种宿命论的客观主义,据此,经济发展能够自发地、不可抗拒地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从这一点上,她的革命发展的自发性以及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错误理论,都冒了出来”[4] (P19)。为了证实卢森堡不自觉地陷入了可悲的宿命论,弗雷德·厄斯纳特意援引一个“特别有趣味”的例子——1917年罗莎·卢森堡写给玛塔罗森堡姆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当事态看来无可挽回的时候,历史往往懂得拿出最好的主意。我不是在维护随意而安的宿命论!完全相反!人们的意志一定要高度激发起来,并要有意识地用尽一切的力量作斗争。我是说,现在当一切看来绝望的时候,对群众有意识的作用的效果,是决定于那基本的、深深隐藏着的历史底动力,我从历史的经验知道,从我亲身在俄国的经验知道:正是在从外表看去一切无出路、悲惨的时候,一个完全的突变已经准备就绪,绝望得愈甚,突变也就来得愈猛烈。您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紧紧地束缚在历史的发展规律上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永不会停止发生作用,虽然它有时不恰恰按着我们自己所安排好的老一套计划走。[4] (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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