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研究和宣传中,特别是在哲学发展遇到困境、尴尬或被边缘化时,我们常常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如何?哲学与民众的关系如何?这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前一个问题直接关涉哲学的内容和生命力;后一个问题则直接涉及哲学的表达形态及对社会的影响力。当现实生活与民众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时,上述两个问题又合而为一,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就转换成哲学与民众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生活的哲学,是民众的哲学。从对哲学的理想诉求来看,这是应然的命题;从哲学的性质和社会功能看,这也是实然的判断。 哲学离生活既近又远。首先,哲学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这是哲学这门最古老而又常青的学问之所以绵延数千年的根本原因。人们经常较多地谈论哲学“爱智慧”,而淡忘了哲学“爱生活”。哲学不是超然于人类社会现实生活之外的玄学。历史上哲学家们不乏对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有深刻洞见者。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哲学是对人生的思考。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认为,“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反思”。这种反思也包括了对宇宙的思考。“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黑格尔在《小逻辑》中用抽象的语言表达了哲学与生活的关系,认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反对哲学沉溺于“日常生活中的琐屑兴趣”,强调要挖掘“内心生活”和“精神活动”。他重视哲学研究生活中的内在的东西的见解是深刻的,但却又因忽略或轻视生活中的物质利益而走向偏颇。马克思对哲学与生活关系的深刻理解使哲学发生了一场革命。马克思把真正的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他超越前人之处在于,不是一般性地谈论时代或生活,而是强调实践的生活或生活的实践之于哲学的重要性。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初的1845年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把社会生活的本质概括为实践,即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必须植根于社会生活,植根于社会实践。只有贴近生活、贴近实践,哲学才有实际内容,才有生命力。 哲学的特点又使得哲学似乎远离生活。哲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不同。哲学不同于政治法律思想直接地反映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生活,不同于文学艺术形象地再现社会生活,不同于道德观念直接反映人们的行为规范,不同于宗教观念虚幻地反映现实和构造来世,不同于各门具体科学实证地研究经验事实或反映特定事物或领域的特殊规律。哲学方法或哲学最具抽象性或抽象概括性,它力图反映社会生活乃至与此关联的整个世界的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哲学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思辨性。哲学以抽象思维的方式反映世界,但这决不意味着远离现实生活。有的学者误把哲学反映现实生活在形式上的间接性当做哲学内容上的空洞,把哲学的思辨特点或抽象性特点加以夸大或绝对化,把哲学变成了脱离生活的冷冰冰的逻辑体系或概念游戏,这就必然窒息了哲学。 真正的哲学反映现实生活,还突出地表现在它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或大众风格。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从哲学的内容和实质看,哲学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实践和人民群众的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哲学及哲学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的源泉来自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哲学是否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从根本上体现在哲学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包括民生问题在内的社会生活。马克思曾经强调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打动群众、说服群众;而理论的彻底表现在要抓住人这个根本。当然,这里所说人,是具体的现实的人。例如,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就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以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另一方面,从形式上看,哲学的人民性或大众风格表现为,哲学具有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具有言简意赅、能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的表达方式,具有借鉴和吸收一定民族文化传统、具有一定民族特色的语言风格和思维特点。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邓小平的“精而管用”的哲学理论,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它们都既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紧密联系,又与中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带有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不愧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出版了《大众哲学》、《生活与哲学》等著作,被后人誉为“人民的哲学家”、“哲学大众化第一人”的艾思奇。今年恰逢艾思奇《大众哲学》问世70周年,艾思奇去世40周年纪念。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应该在纪念艾思奇同志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他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生涯中表现出来的良好学风和治学精神,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研究和宣传。艾思奇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撰写和发表的《大众哲学》,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影响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当年曾经读过这本书的老一辈革命家对这本书和艾思奇寄予深切的怀念和敬仰。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即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潜心钻研、坚忍不拔的科学精神,关注现实、贴近群众的良好学风。《大众哲学》在中国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河。此书的问世立即受到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前此书就出版了32版。为什么《大众哲学》如此受到读者群众的欢迎,如此具有影响力?我想,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艾思奇十分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重视研究群众关心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重视用中国化、生活化的语言通俗地表达深奥的哲理,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结合起来。他经常强调理论通俗化工作的重要意义。他是毛泽东倡导的使哲学走出书斋、走向群众的积极而成功的实践者。今天,我们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尤其要学习艾思奇的这种治学精神和理论风格,编写出广大学者喜爱的新大众哲学、新大众经济学等通俗易懂、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理论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