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10-0005-06 无论出于“返本”、“开新”还是“对话”目标，当“解读”成为一种积极的理论姿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生长也就获得了重要的理论契机。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甚至出现德里达那种飘忽不定的幽灵解读的理论氛围中，我们如何确证自身解读的合理性？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并形成一些争议。近年来，通过对苏联教科书体系、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多种解读模式的评估，我们提出了以模式为路径改进当前研究的建议。① 这一路径实质上即是主张对模式的历史性进行自觉研究，在此基础上穿越意识形态的非历史性而达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1] 本文的基本目标便是通过对马克思解读模式多样性的进一步审理来强调模式的历史性以及模式化研究在当代解读中的意义。 一、正确评估马克思哲学解读史中的“一”与“多” 国内相关教科书已经采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大致区分为三个“五十年”的做法。[2] 这种历史分期恰好可以描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外部特征：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到恩格斯逝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检验和发展时期，即生成“一”的时期；接下来的50年，首先是第二国际内部争论，接着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峙时期，即“二”驾马车时期；再接着则是百花齐放的时期，中国以及其他地域经验所支持的地方版本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也急剧多元化，最终形成华勒斯坦所称“千面马克思主义”景观。 如何解读这一历史呢？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事也都“忠实”地叙述了这一历史，从而“承认了”这个基本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长期存在着内部“不和”。虽然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生命力的见证之一，但是，毕竟在传统看来“不和”并非好事。所以，人们大都倾向于盯着主干不放，异口同声地把那些枝枝丫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背叛。这样，在许多“辉煌史”的叙事中，“19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或者“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占据着一个个显著的位置，甚至如果不是为了批判或反面衬托的需要，“伯恩斯坦”等人的名字都很少出现，更不必说在这个家族的谱系中占据一个位置了。他们成了这个家族中“出族、法外”的流浪者。② 一个家族内部闹点纠纷甚至出一两个叛逆，这不令人意外，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当“修正主义”逆反性地成为一个原始创伤，因此把“正统”、“权威”和“立场”抬到至上的地位，并以某种业已获得权力地位的权威作为裁决的依据，真正的认识或思想也就被放逐了。前苏东的教训之一便是，在同质性的辉煌编年史中，当争论作为创伤被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压抑的时候，一方面，塑造了大量的自恋的意识形态辩护手，他们只认为自己是对的；另一方面，正如精神分析指认的那样，压抑物会不断地回归，甚至成为维持快感的重复性机制背后的东西，由此“弑父”成为修正主义不断冒出来的机制，也就是说，正统不仅是“叛逆”所欲背叛的对象，而且正是它之所以“叛逆”的真正动力。这两种做法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知有多远，它们塑造出来的正是恩格斯曾经反复批判的政治和理论上的机会主义。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审理那一段历史，才算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呢？其实很简单，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瓜。在运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关系原理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认识作为“一”的马克思主义，必须确立两个原则：第一，它成为“一”的过程，是欧洲范围工人阶级运动实现自身团结(联合起来)的客观历史需要，因此它始终把宗派主义、机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敌人，但是自己却不会以宗派自居，这是基本原则。事实上，如“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形成的故事所暗示的那样，在全部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从来也没有一劳永逸地战胜一切宗派主义成为唯我独尊的单一意识形态。③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争取无产阶级解放运动领导权的过程中，必须提供权威的依据。正是这个原因，恩格斯晚年才会花大量的精力去解释马克思和自己学说诞生的合法性(如1886年的《费尔巴哈论》)。④ 也正因如此，在第二国际的最初岁月，梅林(1893年的《论历史唯物主义》，189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拉法格(1895年的《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等)等人才给我们留下第一批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捍卫自身科学性的时候，除了承认实践这个权威，马克思主义不准备开任何后门，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从不恪守教条而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就是第二个原则，由于这个原则，马克思主义是面向未来开放的。 从上述两个原则出发，我们必须肯定，作为一个历史文献的《共产党宣言》必然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新的历史条件相抵触。这就不难理解第二国际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内部的斗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时代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便是，在整个工人运动尚没有完全摆脱宗派主义背景下，其内部却形成了为争夺权威的理论斗争，这使得在历史条件业已转移(恩格斯在晚年直接面对了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无论是围绕对资本主义的判断，还是在总罢工、殖民地、战争、帝国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二、教条之争或怨恨式多样性 “十月革命”实践及其列宁主义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正确原则。在打开一个通道的同时，“十月革命”在多个方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快速分化。第一，包括把“十月革命”解读成“反对《资本论》的胜利”的葛兰西在内，人们似乎从实用主义角度发挥了其主体性方面[尽管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一文中对此有过批评]。第二，包括卢森堡在内，对俄国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带来的挑战性发展进行了批评，从而走上另一条道路。如果说这两个人尽管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失误但在总体上他们仍不失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那么考茨基等人则不一样。因为，在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出现的时候，考茨基的教条主义也悖反性地成为习惯并因此成为纯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以这两个人为代表的围绕“真品”或“真正继承人”的理论斗争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放弃了革命。第三，试图秉承“十月革命”逻辑恢复革命理论然而陷入抽象主体性甚至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后，在“十月革命”道路感召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的各种亚非拉社会主义革命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