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来自家庭的管束日益减少，青春期的逆反、独立情绪在日本青少年中越来越淡化。青少年研究专家质疑—— 人的生命周期中，大多都要经历婴儿期的生理断乳和成长发育期的心理断乳。心理断乳一般发生在15周岁上下的初中年龄段。它表现为孩子在心理上要求脱离对父母的依赖，成为独立个体的过程。处于这个时期的孩子，往往在自我封闭和与父母对立的不安与焦躁中实现向人格独立与成熟的过渡。具体表现为疏远父母、亲近朋友，对父母的管束持对抗、抵触态度，对同学、朋友乃至非血缘关系的外人，则较愿意接近或容易产生亲密感。 然而，日本青少年研究专家发现，近年来在日本青少年中的“第二次断乳”现象正在消失。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日本家庭教育面临的困境。孩子成长环境的变化和家庭教育观念的内在冲突，使上述现象已经发展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 富裕社会带来的“烦恼” 没有“缺少什么”的感觉，青少年对未来的抱负和憧憬在淡化；静止的、单向的游戏形式不但不能释放学习竞争带来的压力，更把孩子引向孤独世界 从孩子的成长环境看，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进入了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并重的富裕社会。生长在富裕社会的孩子们被物质包围着，几乎没有“缺少什么”的感觉。生活条件的富足使他们对未来的抱负和憧憬在淡化，自由自在、即时享乐、做个人喜欢的事为他们所热衷。他们的思维倾向已不再带有明确的目标合理主义意识，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分离。 富裕生活环境下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基本都拥有自己的房间、电视、电脑、电话、手机，甚至自己专用的浴露、香波、摩丝等越来越多的个人用品。同时，现代传媒和信息技术的发达，也极大地改变了孩子们的游戏方式。一个人看电视、上网、玩游戏机或看漫画书等代替了以往伙伴间的捉迷藏、打纸牌、弹玻璃球、踢石子等群体游戏。他们的在家时间更多地是在与电脑、网络的接触中度过，与父母的互动日益稀少。静止的、单向的游戏形式不但不能释放学习竞争带来的压力，更把孩子引向孤独世界。亲子间的沟通日益减少，家长方面难以把握自己的孩子究竟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表面上看孩子仍然显得规矩顺从，但实际上却把父母的话当耳旁风，亲子之间的心理距离与隔阂日益明显。在家庭教育缺失，孩子处于孤独和自我封闭的情况下，如果遇上学习困难、家庭矛盾、人际关系纠葛等方面的问题，他们几乎没有倾诉或沟通的对象，这直接导致孩子社会应对能力和挫折承受能力的下降。如有些孩子在学校遭到同学的冷遇、欺负，会倍感挫伤，难以自持，最后发展为厌学、逃学甚至绝命。日本中小学校中“欺弱”现象的增多，以及被欺对象因此而自杀事件的频繁发生就是例证。 家庭教育功能在下降 近30％的日本父亲不对孩子说“要这样做”和“不要那样做”，孩子感受不到来自家庭教育的适度压力 从家长的教育观念和方式看，战后经济高度成长期出生的那一代现正处于为人父母的适龄期。调查显示，面对富裕社会的家庭教育，有半数以上的家长围绕“孩子的养育，人际关系、性格、将来的前途等感到烦恼与不安”。社会舆论也纷纷提出当今“家庭教育功能在下降”、“家庭教育在衰退”等问题。 日本社会出现的家庭教育困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为家长的过分干预与教育理念模糊。随着生育数的减少和物质生活的丰裕，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更为关注。过去以崇尚学校教育为前提的“家校合作型”模式开始转向对学校教育缺乏信任的“家庭承担型”时代。家长在信息化社会中得以接受大量的心理学、教育学知识，从孩子的课堂学习到课外安排，从升学考试到前程设计，家长的技术性指导和角色干预程度日益增强。作为孩子人生“设计师”、“经纪人”的家长，不断向学校及教师提出越来越具体、细微甚至苛刻的要求。以至有教育专家指出：今天的学校已经成为向每个家庭提供服务的机构。然而，今天的家长虽然怀有教育和培养孩子的愿望，但由于他们本身都是经济高速成长期出生和成长的世代，个人人生经历相对单纯，在向后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期，面临着战后价值观的动摇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困惑。在家庭教育观念上，既存在着以尊重儿童自身能力和自我发展为宗旨的儿童中心主义的选择，也难以完全摆脱以培养“理想的日本人”为目标的严格主义、学历主义的思维习惯。这往往使年轻的家长陷入两难境地。 二为家庭教育的放任与家长威信的下降。家庭核心化、少子化、都市化带来的亲属网络支持丧失，地缘性关系淡化，以及个人中心主义生活方式的流行，使家庭教育丧失了划一的、严格的、受到互动因素制约的客观环境。同时，价值观的多样化，已婚女性对传统婚姻角色分工的反思，以及成人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等也从另一方面削弱了家庭教育的力度，改变着家庭教育的方式。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今天的家庭教育已经从由母亲一人承担逐步转向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然而，今天为人父的年轻人本身就是在“父亲不在”的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由于年幼时期没有或者很少体验父爱，故缺乏角色模仿的经验，一旦自己进入“父亲”角色往往显得无所适从。因此，进入富裕社会的“缺少父亲”现象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缺乏父子互动和交流不同，表现为缺少来自父亲的管束。同时，多样化社会环境下的绝对主义价值观的逐步削弱，以及取而代之的“这样也行，那样也未尝不可”的相对主义价值观的蔓延，在家庭教育中演化为容忍度加大。调查显示，有近30％的日本父亲不对孩子说“要这样做”和“不要那样做”，这一数字要比美国高出近1倍，比德国高出近2倍。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长在孩子面前的权威地位，同时也让孩子感受不到来自家庭教育的适度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