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2/245; 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5—0096—07 在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城市的变化昭示了社会深刻而全面的变化。城市作为社会的载体，至少应该包括三个空间概念：一是地域空间，诸如城市区划、城市布局、城市建筑等；二是社会与政治空间，诸如居民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城市管理制度等；三是精神空间，诸如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心理、城市观念等。可以说，我们关注的城市空间应该具有多重性和多维性。城市所发生的变化是唐宋社会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城市变革过程中，都城的变化最引人注目。认识和把握唐宋都城变革至少应从五个层面思考：第一个层面属于有形变化；第二个层面是都城张力及弹性变化，这个层面的变化已突破了有形的桎梏；第三个层面则属于无形变化，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第四个层面是城市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第五个层面（已超越时代）是城市观念的变化，属于后现代城市认识模式。由于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的都城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的变化往往具有全国性的示范意义；但囿于体制等诸多因素，它往往又滞后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发展。本文探讨的城市经济社会空间的变化，主要关注前三个变化。 一、都城的有形变化：空间形态和空间布局 所谓都城的有形变化，是指都城空间形态和空间布局的变化。都城空间形态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城市规模扩大。但这里所说的扩大，不仅仅是以城墙为界限平面空间的扩大，也包括立体空间的开拓。下面就以唐都城长安和洛阳、北宋都城开封、南宋行在临安为例来探讨。 （一）长安 唐朝都城长安是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陆续完善和扩建的。 唐长安为三重城，内城二重，包括北部的宫城和南部的皇城，外郭城为一重。外城城周为36.7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①。内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宫城中心是皇帝起居和理政之所，两侧的东面为太子居所——东宫，西面为后宫之所——掖庭，又称“大内”。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外郭城东北处原为皇帝“清暑”之所的大明宫。皇城是中央各官署办公之所。中央官署独立区划，与民居分离，始自隋文帝修建大兴城，凡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秘书省、御史台、十六卫官署均集中于此②。外郭城由街和坊两大部分组成，朱雀大街为中轴街，左右两侧分别称东街和西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和十四条南北向大街将外郭城分割为一百一十四坊③。东西两市，位于街东和街西中间偏北，各占两坊，是长安繁华区的两大中心区域。三重城都是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格局，居民的社会活动空间则主要是在坊市里进行，商业活动、文化娱乐活动、社会交往活动的空间和时间都受到封闭式格局的限制。在三重城区中，变化最显著的是坊市区。唐宋都城变化的关键即指坊市制度逐渐被突破。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年），在朱温的胁迫下迁都洛阳，毁撤长安宫室、百司府廨、民间居室，给了本已残破不堪的长安致命一击，“自此遂丘墟矣”④。京兆尹韩建对残破的长安城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改建⑤，所建新城由原来的三重城变为以原宫城和城为基础的内外二重城，总面积只相当于原来的十六分之一，内外城与原外郭城万年、长安两县城又形成了子母城的关系，以加强防御。南北中轴线格局也因朱雀门的封闭有所变化，贯通景风门（东）和顺义门（西）大街东西中轴线的作用加强。整体内缩的格局，与唐末五代北宋政治中心逐渐东移、长安从中心轴心（长安——洛阳）的西端逐渐边缘化的趋势相适应。而往日熙熙攘攘、喧嚣繁盛的外郭城降格为拱卫内外城的外围区域。 （二）洛阳 唐代实行两都制⑥，洛阳为东都，其政治地位仅次于长安，甚至在某个时间段曾取代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⑦。洛阳城周长28公里，面积47平方公里⑧。洛阳城建制与长安同，分为内外城。内城包括宫城和皇城，只是位置不是在全城的正北，而是西北部⑨。外郭城因洛水横贯而自然分成南北两区，郭城内纵横各十街，计112坊（原为103坊，后增⑩），各坊面积均小于长安各坊，坊制同于长安。郭内设三市，分别为北市（位于北郭中心，占一坊之地）、南市（位于南郭中心，占两坊之地）、西市（位于西郭的西南角，占一坊之地）。三市分别临近漕渠、运渠和通化渠。内城与坊市区的比例大体同于长安(11)。 洛阳城虽然仍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但因水陆交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闭式的格局，与长安城相比，居民活动空间、交往空间和交易空间都更具开放性，再加上大部分时间皇帝和中央机构都在长安，洛阳城内官民商的社会氛围更宽松，受到的约束明显小于长安，自由度明显大于长安。史载：“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12) 别墅、园林的兴建之风，一直延续到北宋。边缘化的地位，造就了洛阳与长安不同的城市社会氛围。 在唐宋时期政治中心逐渐东移的过程中，洛阳由原来唐长安—洛阳轴心格局的东端，经过连续震荡和多次摇摆，逐渐成为唐末五代宋初的洛阳—开封轴心格局的西端。 （三）开封 五代时期，政治中心已经东移。作为后周都城的汴州，原有的城市规模、坊市结构已不能适应都城发展的需要。最高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四月诏：“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多。”(13) 改造和扩建都城迫在眉睫。 后周世宗对汴州城的改造，重点在扩建。扩建后的汴州为三重城：第一重是以原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为皇城；第二重是原唐汴州州城，周围约二十里有余，即里城；第三重是新建的外城，或称新城、罗城，周围四十八里有余，比原州城扩大了四倍，这一平面空间的扩延举措，对汴州城后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后周汴州城扩建的基础上，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又经过几次扩建，仍然维持三重城的格局，即宫城、里城和外城。宫城，原为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里城，原为唐汴州城，又名阙城；外城，又名新城、罗城，是后周周世宗显德三年（956 年）发丁夫十万兴筑而成，比里城扩大了四倍，宋神宗时又加扩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