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陕西大部分地处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年降雨量一般在400mm左右，在干旱缺雨的威胁下，只有赢得水资源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为此，这里的农户不仅将兴修水利、发展灌溉提升到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以维护水资源为目的形成鲜明的水权意识和完善的水权保障系统。 水权保障系统指以管理灌渠为目的形成的水利组织与规章制度。受地理条件限制，山西、陕西仅部分地区能够利用水源兴修水渠，因此本文的论述范围不包括两省全部范围，文中采用山陕地区的概念特指这些兴渠引水的地区。山陕地区均有着悠久的灌溉历史，人们不仅沿渭河、泾河、汾河等河流兴修了众多灌渠，而且依托灌溉建立起相应的水利组织、制定了系统的规章制度。写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敦煌文书《水部式》是具体记载基层水利组织与管理的最早存世文献，这部文献通过陕西关中地区白渠、蓝田新开渠等水渠记述了基层水利组织的构成、职能，为我们提供了水权社会的基本材料。随着山陕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时至近代许多民渠或官督民办灌溉工程相继出现，在继承旧有规则的基础上，以保障自身用水权益为焦点，无论渠系还是农户均在水利保障系统之上附着了多元的社会关系，各种关系与利益需求交织在一起，构架出乡村社会最复杂的层面。这些问题成为洞察中国乡村社会运行特征的重要切入点，近年涉及北方乡村社会的研究相继问世，其中黄宗智、杜赞奇等西方学者以及邓小南等中国学者相继注意到北方乡村水利组织实际操纵者的社会属性①，无疑这些研究拓展了认识乡村社会的层面。与乡村水利相关，本文旨在通过解读半干旱地区地理环境与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的关系来认识乡村社会。由于各类水利组织与渠规、水则均是在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本文虽将论述核心集中在入清以来至民国三百多年的时段内，但个别互有沿承关系的事例也会溯及稍早一些时代。 近代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的生成与运行均与地理环境相关，在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地理环境下，水权保障系统的生成在于保障农户获得水资源，因此农户获得水资源的途径与水资源分配形式决定了水权保障系统的利益取向与运行规则。在灌渠这种水资源获取形式中水资源分配一般形成渠系、利户两个受益层面，对应这两个受益层面，水权保障系统形成以渠系、村落为基点的地缘水权圈以及以家族为中心的血缘水权圈，两个圈层自成体系，又相互交织。当代表渠系的地缘水权圈与共享水源的其他渠系发生水权争执时，隶属于这一灌渠的所有血缘家族与渠系的共同利益完全一致，他们既是争执的参与者，也是最后的受益者；而同一灌渠内不同农户之间发生水权争执时，以家族为核心的各个血缘水权圈为了维护自身获取水资源的权益，往往成为互相对立的水权代表者。长期以来山陕地区的水权保障系统围绕地缘、血缘两个水权圈建立了一套社会控制体系，时至近代随着人口增殖与水资源短缺，这里的水权保障系统已不仅仅限于灌溉管理本身，由于水资源直系民生，灌区之内水权重于政权，又融于政权，包容在其中的不仅有环境因素，而且杂融社会习俗、社会惯性为一体，左右基层社会的运转，掌控基层社会的秩序。 正由于近代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系之于水利，又超乎水利，透视水权的运作过程，不仅可以了解半干旱地区水资源分配规则，而且有助于认识中国北方乡村社会运行特征，基于这样的原因，针对近代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涉及的利益层面与组织结构，本文选择了渠系、家族两个不同的受益层面，重点探讨水权背景下的乡村社会。 一、渠系水权的维护与地缘水权圈 本文所使用的渠系概念指总灌渠的不同渠段或同一水源灌渠中的支渠，渠系概念之下渠段与支渠所指虽然不同，但在水权背景下却具有相似的地缘特征，它们同处于水资源分割中的第一过程。灌区不同水资源分配的层级也有区别，但无论怎样的层级，渠系所在地域在第一分割过程获取的资源份额对于下一分割层级乃至于最终落实到农户的灌溉量起着决定作用，正由于这一原因，以地缘为核心维护渠系水权成为近代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建立的第一层面水权圈。在这个层面中渠系概念下总灌渠的不同渠段以及同一水源灌渠中支渠与支渠间的资源分割形式、权益维护原则仍有所差异，为此本文就两种情况分别进行论述。 (一)各渠段水权的维护与水权利益圈 山、陕两省兴渠以来留下大量渠册、水规，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地缘层面控制水权的要略。审阅各类渠册、水规，包含在其中的基本原则可归为以渠长为核心的基层管理体系，以水程、水序为本的资源控制原则以及以“夫”为单位的经济摊派形式②，此三位一体的渠规、水则既是通渠管理的要则，也是维护渠段水权的基点。由于渠段间与水源距离不同，整条灌渠虽然共享一处水源，但事实上上下游之间的利益取向与水权要素完全不一致。灌渠的上游渠段是资源的拥有者，却不是灌渠的兴建者；中下游渠段是灌渠的兴建者，却不是资源的拥有者，在上下游间资源所有与资源开发的交易中，上游渠段依托出让资源获得了无偿使水的权益；中下游渠段凭借兴渠中的预付资本与承担渠道维护工费的承诺获取了持续使用水资源的保障。针对渠段间各自的利益取向，山陕地区各灌渠在制定渠册、水规时进行了充分思考，并形成了为基层社会习惯上认同的条文，通行于各渠段。 1.“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上游过水村 上游过水村指灌渠水源所在处，“自在使水，永不兴工”是这一渠段的特权，通过这一特权上游渠段不仅不必遵循计时、计量使水的定规，而且免除了兴工出夫的经济义务，依托出让资源享有无偿使水的资格。山陕地区各类渠册中均有上游渠段“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特权的记载，其中《洪洞县水利志补》收录的相关记载最多。《洪洞县水利志补》为山西省洪洞县知县孙奂仑于民国6年主持编纂的洪洞县地方水利资料，资料涉及分布在洪洞县境内的40多条渠道历年渠册、水规、水案碑文等文件，这些渠册、水规、碑文成为我们今天解读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的珍贵资料。被《洪洞县水利志补》收录在内的有一桩由平阳府知府审定的水案碑记，据碑记所载，这桩水案缘起于康熙四十八年通利渠赵城段马牧、石止、辛村三村声称拥有“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特权，而拒不履行照地亩出夫的违规事件。依据水程、水序计时、计量使水是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环境下水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被视为水规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以“夫”为单位的经济摊派形式则是利户用水的经济偿付形式与灌渠管理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两项是上游过水村以外渠段必须遵守的规则。正由于这样的原因，针对马牧三村的违规行为平阳府判词中提出这样的质疑：“查赵邑登临、安定、好义三村系本渠上流村分，不在本渠十八村转轮之限，故得任便使水。不识马牧、石止、辛村上三村随例使水，从何而有？”③ 解读这段碑记有必要了解通利渠的基本情况。通利渠源于赵城，跨赵城、洪洞、临汾三县，全长百余里，水案提及的登临、安定、好义以及马牧、石止、辛村等村虽然均位于灌渠上游渠段，但“通利渠历代相沿在汾西县之施家庄、赵城县之南北石明、稽村、李村、好义、安定、登临等处河滩引水”，登临、安定、好义均为过水村，是灌渠水资源的拥有者，“故得任便使水”。在缺水的地理背景下，山陕两地水权保障系统制定的任何一项条规，均包含着明确的权益关系。灌渠兴建的先决条件是水源，而拥有水资源的上游过水村同意引用水源绝不是无偿的，“自在使水，永不兴工”既是灌渠对上游过水村的回报，也是过水村依托水资源赢得的无偿使水权益。而水案的当事者马牧、石止、辛村却不同，他们虽处上游却不是过水村，不拥有灌渠水源，因此《通利渠渠册》载渠水“浇灌赵城县之石止、马牧二村，洪洞县之辛村、北段、南段、公孙、程曲、李村、白石、杜戍八村，临汾县之洪堡、南王、太明、阎侃、吴村、太涧、王曲、孙曲八村”④，包括马牧、石止、辛村在内的十八村均为灌渠的使用者，不是水源的拥有者，自然没有资格享有“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