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创新的源泉[1]。相应地，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多学科竞相研究的热点，地理学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事实上，西方对于服务业的研究由来已久，6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从业人口由制造业向服务业大规模转移的趋势，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和地理学者对服务业给予了广泛关注，并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是，研究的重点多集中于生活性服务业(services of households)，而生产性服务业方面仅从物质规划的角度对办公楼空间布局和空间联系进行初步探讨[2-5]，总体来看是被忽略的。1980年以后，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它逐渐成为服务业研究的重点课题，研究的视角、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参与研究的学科和实证城市不断增多。Browning等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其他企业和公共机构提供服务的服务业类型，主要包括金融、保险和商务服务业，如广告、市场研究、会计、法律、咨询服务以及其他智力服务等[6]。也有学者将货物存储与运输、劳务出租、办公清洁等也包含在生产性服务业中[7]。但总体上，Browning等的定义和分类被普遍接受和广泛应用[8]。与其他学科相比，生产性服务业的地理学研究侧重于空间属性分析，内容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空间分布、空间行为、产生的区域和空间影响等方面。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西方生产性服务业地理学研究进展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1 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动力 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是经济地理学者和区域经济学者关注的核心课题之一。普遍的观点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源于生产的垂直分工和外部化趋势[9-17]。外部化主要是指服务活动由原企业内部生产转移为由外部企业生产的过程[10]。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集中生产体系逐渐瓦解的时期，之前大规模的生产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凯恩斯”式的经济管理保证了对大规模工业产出的持续需求。但是，经济上的“滞胀”现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以及政治上要求撤销福利机构的“新保守主义”的出现，使得灵活性生产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体系诞生。实现灵活性生产的方式之一就是生产的垂直分工，原来内部包含的很多部门被拆分为若干个小部门，通过市场上的外部交易实现灵活性合作，即通过垂直分工和分包实现生产的外部化。灵活性生产体系兴起的同时，另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很多学者用垂直分工和外部化趋势来解释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Rajan等通过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具体实例研究，认为英国1979—1985年商务服务业就业快速增长过程中，外部化所起的作用占43％左右[11]。Lewis从劳动力的角度指出，行业内部提供服务的劳动力被外部所代替，是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原因[12]。Barcet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指出，与外部服务业建立长期的协作关系有利于使用者降低交易费用[13]。Hatch强调企业对于市场反映灵活性的需求，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14]。Hansen通过对丹麦制造业企业的调查研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的外部化有利于降低生产风险和应对偶然需求，有利于企业专注于核心技术[15]。Geo认为企业内部的技术缺陷使得企业对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必须通过外部购买实现，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16]。Perry认为由于企业需要专门化的服务部门提供相对独立、公正的服务活动，如独立的审计和鉴定服务、专业化的法律咨询、项目的专门化评估等，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17]。此外，也有学者指出经济环境变化、服务贸易发展和技术进步等也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因素[18-20]。Coffey等认为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对专业化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18]。Porter认为产品生产周期的缩短使经济活动运行的环境逐渐复杂化，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因素之一[19]。Gillis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其已经转化为具有基本活动特征的产业，它的对外输出促使自身的快速发展[20]。 综上，生产的垂直分工和外部化趋势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节约成本、降低风险、灵活性需求、内部技术缺陷、寻求独立的第三方服务、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等共同决定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外部化趋势。与此同时，经济环境的变化、服务贸易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也影响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2 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传统观点[21，22] 认为，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在讨论经济基础理论时，只重视物质生产部门，认为制造业是城市的基本经济部门，生产“输出产品”，参与区域分工，决定着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促进着区域的发展。而服务业主要是为城市内部需求服务的产业，其活动及获得的收入取决于基本经济活动从外部获取的收入，它们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作用是间接的，并由此得到了城市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图1a)。该观点在西方早期的服务业研究中影响广泛，并使得早期在研究输出活动与产业增长的关系中，以及在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中，仅将制造业作为考虑对象，而忽视服务业的作用。 附图
图1 经济基础理论模型的发展[21，26] Fig.1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base theory model 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提供就业、增加收入、满足需求等方面，对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Hansen研究了美国大都市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认为信息化时代后福特式的灵活生产组织体系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经济部门存在日益广泛的经济联系，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扩大了劳动分工，提升了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23]。Macpherson通过对纽约州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和电话访谈，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技术进步和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通过与制造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共同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24]。Selya将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贡献总结为：1)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2)生产性服务业本身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同时能够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3)有利于实现城市内部制造业空间重构，从而改善环境状况，提升居民生活质量[25]。Illeris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他强调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框架中，生产性服务业不应再被认为是纯粹的消费部门，它同样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对地方经济发展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不再处于被动地位，它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其一部分转化为经济活动的基本部分，这部分服务业为区域外提供远距离的服务，与农业、制造业一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另一部分虽然仍然是非基本活动部分，但可以看作是间接的基本活动，因为它们主要是为基本活动部分提供服务，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同样具有带动作用。在此基础上，他对传统的经济基础模型进行了修正[26](图1b)。
